我的朋友老朱，领着几个记者，从北京千里迢迢跑到了西双版纳州勐腊县的象明乡。电话里一再叮嘱，不管我在哪一座山头，一定要在第二天赶去与他们会合。更重要的是，他要我务必带上几个不同民族的手工普洱茶人，他们要做深度采访。采访普洱茶的记者，这些年来，我见得多了。他们中间，有的人带着不同的茶文化背景，到了云南，不上茶山，不访茶人，找几个似是而非的所谓专家，聊上一通，便坐着飞机走人。写出来的文章，要么缺少常识，要么差之毫厘失之千里，更不堪的是，危言耸听，极尽诽谤之能事，把好端端的普洱茶妖魔化了。仿佛环保也成了普洱茶的罪，仿佛生长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古茶树不施农药就不能称之为茶了。所以，一段时间以来，看见某某递上名片，说是来采访普洱茶的记者，我立马装成白痴或绕道走开。普洱茶之争，由商品之争上升到了茶文化之争，或说上升到了茶利益之争，陷阱多、言必失，不妨向普洱茶学习，隐身滇土，寂寂无声。
老朱喜喝普洱茶，这我是知道的，但为了以防不测，我还是又站在南糯山的山顶上，给他挂了一个电话，要他保证他带来的人，心正，有格，无私。得到老朱肯定的回答之后，我才一一通知了这些年来我走山认识的几位茶人，有傣，有布朗，有哈尼，有基诺，四个民族。几千年前，他们在澜沧江流域这一人类茶叶的发祥地，以茶为药，以茶为祭品，以茶为饮品和商品，继而把茶叶推向了整个世界。选其中四族的后裔接受采访，我想，尽管人微言轻，却也颇具代表性了。
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第二天早上，当我们开着一辆皮卡车，从南糯山驶向象明乡的途中，这四个人都以不同的借口溜走了。车至橄榄坝，傣族人说，他在这儿有个相好，要送点东西去给她。下车，走人，半小时不来，电话打过去，关机。车至植物园，哈尼人说，他口渴了，想喝水。下车，走人，半小时不回来，电话关机。见此阵势，我扭头望着剩下的布朗人和基诺人，两人都低着头，双手对搓。我说，如果你们两个也不想去象明，现在就下车吧。两人对望了一眼，下车，走人。两人径直走到江边，脱了衣裤，扑通两声，开始游泳。
类似的经历，我以前也曾有过。一伙人相约从曼赛镇去阿卡寨，途中，有人看见路边的橄榄熟了，停下来，吃了一捧，倒在树荫里便沉沉睡去；有人路遇猎山的朋友，朋友开口相约，瞬间便消失在原始森林之中；有人见茶山上采茶的少女，站在高高的茶树上，像只凤凰，猿子一样，很快便蹿到了茶树上……到阿卡寨时，就我一人了。传说中的阿卡寨，清末的时候，曾有茶商埋下大量的金银财宝。我之所以约他们去那儿，目的之一就是想请他们帮助寻找一下那些茶商的后人或茶商的坟冢，为普洱茶衰落于清末再找一些证据。他们的离去，让我有些手足无措，到处都是废墟，满眼都是荒草、藤蔓和杂树，我的田野调查一度陷入困顿。但在我之后写下的文字里，对他们的行为，我发出了由衷的礼赞和钦羡。他们都是自然之子，山是父亲，水是母亲，清风白云是姐妹，石头树木是哥弟，林中的一切，全是他们的四大姑八大姨、表亲堂戚、朋友知交。他们完全有理由，在任何亲戚的面前停顿下来，什么藏宝图，阿卡寨，对他们来说一点也不重要。
最后，我一个人去了象明。奇怪的是，老朱和他的朋友们，连个人影也没有。小旅店的主人，是我的朋友，年轻时读贝叶经、种稻子、采茶叶，40岁做了爷爷，50岁开了这个旅店，每天坐在门前的竹椅子上，什么话都懒得说，什么事都懒得做，什么人都懒得见，有人住店，头一偏，自有儿媳妇张罗。我问他，北京来的那伙人呢？他说，不知道。
到了晚上，老朱才回来。他们碰上了一个婚宴，被拉入席，一一喝高。说起采访的事和那四个茶人，他的长笑声，不像普通话的音韵，弥漫着山野气和酒气，笑毕，倒头便睡。而我则坐在床头，一边用手在空中拍蚊子，一边悉心思考：这四个茶人，为何应承了我又中途溜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