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央视报道，高端新茶收购局势大变，龙井价格腰斩，碧螺春乏人问津，金骏眉外地经销商大多歇业，普洱茶胜地老班章也看不到客商。
有人猜测原因是公款消费中止或热钱进了股市。但从2012年开始游客奔赴名山买古树茶的热情与热钱有何关系？今年我冒险去了价格已高过老班章的冰岛，离滇缅间误落飞弹不远，茶还是有人收的。我隐隐觉得，多种茶道理论暗战最终汇成了名山上的人流。几天后，班章村的茶友告诉我，人已经多起来了。也就是说，央视对老班章的预测可能不准。传播最广的茶道，无疑是周作人的《雨天的书》里的那篇《喝茶》。知堂老人一开口就门禁森严：“喝茶以绿茶为正宗”，接着说：“中国古昔曾吃过煎茶及抹茶，现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冈仓觉三在《茶之书》里很巧妙地称之曰‘自然主义的茶’，所以我们所重的即在这自然之妙味。”这一段平常文字，对读过《茶之书》(江川澜译)的人来说，却有千回百转的意味。知堂老人提到的“中国古昔”的“抹茶”，明清以来极少人知道。不过，“抹茶”在中国文献中写作“末茶”，“抹茶”是日本人的写法。
在《茶之书》里，冈仓曾对中国人对茶缺乏恭敬颇有微词：“我们发现明代的一位训诂学者竟不能想起宋代古籍里茶筅的形状。”这里的“竟”字强调的是训诂学者忘得快。朱元璋明初下令灭绝末茶，200年后，1586年王圻在《续文献通考》说：“元犹有末茶之说，今则闽广之地，间用末茶，若叶茶之用遍天下，几不复知有末茶矣。”
冈仓没明说，但这位训诂学家很容易查到是毛奇龄，他在《辨定祭礼通俗谱》一书中口吻的确是轻慢的：“祭礼无茶，今偶一用之，若朱礼(应该是指朱熹的《家礼》)每称茶筅，吾不知茶筅何物，且此是宋人俗制，前此无有。”毛奇龄至少有一个地方是错的，茶筅绝不是“俗制”，宋徽宗本人在《大观茶论》里定下了茶筅的形制。毛奇龄虽是大家，但对不懂的事采取抹黑的毛病却很大众，品位与胸襟差周作人很远。
如王圻所说，福建、广东两地是保存中国茶道比较好的地方。身居北京城的知堂老人对此留有余地：“听说闽粤有所谓吃功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葛兆光教授服膺周作人的茶道，但在《禅茶闲语》中说：“南方人惯啜的‘工夫茶’，过浓而不清，便难以入‘清茗’之品而只能算解油腻助消化的涤肠之汤了。”饮茶人从绿茶转入南方茶是常见的，写下的恍然大悟的言论很多，这方面记述较为雅正的是清代袁枚的《随园食单》：“余向不喜武夷茶，嫌其浓苦如饮药。”一次真正领略了武夷茶(无非是贵的)后，袁枚改变了观点，“令人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始觉龙井虽清而味薄矣。”所谓“释躁平疴、怡情悦性”其实也就是卢仝的“破孤闷、肌骨清、通仙灵”之类的效果。喝惯龙井的人喝普洱之后又作何感想呢？清末民初的浙江博雅之士柴小梵在《梵天庐丛录》里说：“普洱茶产云南普洱山，性温味厚，坝夷所种，蒸制以竹箬成团裹，产易武、倚邦者尤佳，价等兼金。品茶者谓普洱之比龙井，犹少陵之比渊明，识者韪之。”总之喝了之后心花怒放，迸发出大量精彩比喻，专家也只好徐徐颔首。
1949年之后，如同明朝人忘掉了末茶，大陆人很快就丧失了对普洱的记忆。香港人却以极低的价格茫然喝着普洱。到了80年代，台湾人重新发现普洱，并发明出了普洱的茶道。发明的过程充满了喜感，《普洱茶续》作者耿建兴回忆说，可爱的台湾茶人在两岸交通隔绝的情况下，依靠放大镜辨别饼茶“外飞”，繁体字“雲”上的“雨”中第四点的不同位置，以此来判断茶的年代，证明是可行的。
台湾茶道建立之后，普洱又“价等兼金”了。香港老专家蔡澜很不高兴，《蔡澜谈吃》一书里有一篇《茶道》，说台湾茶道是“鬼道理”，“造作得要命，俗气冲天，我愈看愈讨厌。想不到这一套大陆人也吃。”当然，这一切有可能是因为“台湾的茶卖得比金子更贵”。蔡澜好几本书都收此文，版本还不一样，有的更其粗豪。香港人喝普洱比台湾人更早更多，对新茶道的反感可以理解。
这篇发自肺腑的兴到之作我很喜欢，所以就不计较蔡澜谈到的“日本用刷子一样的东西把茶打起了泡沫”这个细节问题了。茶道之争，说穿了，无非类似于有人战战兢兢提到的“文化侵略”。优胜劣汰，这没有什么好怕的。没有狼，羊群早都退化了。
唐朝陆羽的《茶经》到了宋朝有了陈师道的序：“夫茶之著书，自羽始；其用于世，亦自羽始。……山泽以成市，商贾以起家，又有功于人者也。”不愧是名诗人，谈饮食话题同样精准而周密。
宋朝其他茶人就没有这样的胸襟了，蔡襄觉得陆羽在《茶经》里“不第(品鉴)建安之品”，实在不应该，于是特地写了本《茶录》向皇帝推荐北苑贡茶。
黄儒觉得蔡襄没说清楚，天下第一的建安茶出名根本原因在于天下太平，“故殊绝之品始得自出于蓁莽之间，而其名遂冠天下。借使陆羽复起，阅其金饼，味其云腴，当爽然自失矣。”
陆羽不仅要在地下翻身，中箭，还要注定“爽然自失”，这个成语的意思大致是“心中无主、空虚怅惘”。场面像是黄儒自己演陆羽演得过火。
乾隆也发现《茶经》没有记载他喜欢的普洱茶，当下御制一首《烹雪用前韵》，其中四句如下：“独有普洱号刚坚，清标未足夸雀舌。点成一椀金茎露，品泉陆羽应惭拙。”皇帝刻薄不合适，于是轻点一下，“应惭拙”。
余秋雨在《极端之美》一书中也提到这段历史：“雍正时期普洱茶已经有不少数量进贡朝廷，乾隆皇帝喝了这种让自己轻松的棕色茎叶，就到《茶经》中查找，没查明白，便嘲笑陆羽也‘拙’了。”
说乾隆没查明白《茶经》，应该是冤枉了他。
陆羽在《茶经》中不提普洱茶，民间有一种解释说陆羽在撰写《茶经》的时候，茶叶发源地南诏已脱离了唐朝，陆羽对此很有看法。对“夷夏之防”有自己理解的陆羽在安史之乱结束后，在自铸的风炉足上刻下“圣唐灭胡明年铸”。
对“夷夏之防”有更强烈看法的乾隆在编辑《四库全书》期间，对书中的“夷狄”、“北虏”、“女真”等字词尽情删改。傅增湘先生说乾隆“挟雷霆万钧之力，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于朽简之内”，“居九重之尊，躬参与删订之役”，“欲使天下后世咸归于束缚衔勒之中。”
我查了一下《四库全书》中的《茶经》，“圣唐灭胡明年铸”被猥琐地删改为“圣唐年号某年铸”。
胸中燃烧着无孔不入删字的炽烈情感，怎可就此罢休？一句“品泉陆羽应惭拙”就完事了？万籁俱寂的深宫之夜，书案上亮堂堂的烛火旁，那张宽厚的大手必定招来了屏风后睡得不亦乐乎的纪晓岚：“小纪，来来！”
方回所著《瀛奎律髓》在清代产生“海内传布，奉为典型”的巨大影响，纪晓岚于是动手写了一本《〈瀛奎律髓〉刊误》。《瀛奎律髓汇评》第十八卷为“茶类”诗，纪晓岚点评“辨卢仝诗句殊无谓”，在《送陆羽》一诗后写下“非高格”，在《故人寄茶》诗后写下“不雅”，“体格颇卑，后四句尤拙鄙。”在梅尧臣的《阁门水》后，写下“浅薄无味”。在宋朝品茶大家丁谓的《煎茶》诗后，因无音律可挑剔，于是写下“细碎敷衍，未见佳处”。宋代饮者的气度与风神，清代皇帝的“文学侍从”哪能梦想得到？扬之水为丁谓辩护：“‘自绕风炉立’、‘铛新味更全’，咏煎茶甚切。”
纪晓岚在其他卷里，往往有赞有弹，唯独在“茶类”一卷里，几乎全是负面评价，处处可见“拙鄙”。这显然是在替主子“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以技术手法打击汉族茶道。
汉族茶道遗漏了一度属于外族的普洱茶，乾隆就偏要发明出一种异于汉族茶道的、以普洱茶为中心的新茶道。
乾隆推行新茶道效果如何？《红楼梦》里确实写到哪天什么人吃多了，就有人劝“该焖些普洱茶喝”，但普洱茶在清代官场与民间的普及情况并不清晰。
这一情况直到韩国学者姜育发发表了《清代普洱茶海外史稿研究》才发生重大变化。姜育发利用《燕行录》等韩国史料，发现“今燕都茶品之藉藉盛行者，普洱茶为第一。”(《五洲衍文长笺散稿》)，《日省录》等书记载乾隆八十大寿颁赐国内外诸臣的唯一茶叶是普洱茶。姜育发也认为，正是因为乾隆的提倡，“普洱茶在清代权府中的声誉与崇尚是其它茶叶无法比拟的。”洪大容在其《湛轩燕记》中记载中国“茶品多种，青茶为最下常品。普洱茶都下最所珍赏，亦多假品。”普洱茶被推崇到如此程度，今人难以想象。
就品种来说，雍正乾隆嘉庆爱喝易武，道光喜欢上了娜罕，此茶汤色虽清浅，却有兰花香气，回甘持久，茶气强劲霸道。道咸年间的议政大臣谈公事的时候经常喝此茶，不过想想道咸年间政事废弛，朝廷衮衮诸公实在是对不起这款好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