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茶膏的发现期，“茶圣”陆羽是茶膏的第一个发现者，此时茶膏的名称虽已出现，却并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到了宋朝，茶膏开始有制作，并对茶膏工艺作记载，茶膏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茶品存在，并被列入茶品名录。清朝是茶膏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创造了“压榨制膏”工艺，使得茶膏的品质得到极大的提升，普洱茶膏一跃成为宫廷御品，成为“皇权”和“国礼”的象征。1925年，代表着古代茶膏工艺最高水平的清朝宫廷普洱茶膏也随着清朝的灭亡而湮没，茶膏进入了长达70余年的隐退期。直到2002年，蒙顿茶制品破译并复原了清朝宫廷普洱茶膏，标志着茶膏行业正式从传统步入现代。
唐代是茶膏的发现期，此时虽然出现了茶膏雏形，但并没有脱离茶叶的原始形态，属于茶叶中“含膏”的性质，用以判定茶的好坏。虽有关于茶膏作为贡品的记载，但其没有做为独立的茶品引起足够重视。“茶圣”陆羽是茶膏的茶膏的第一个发现者，他在其专著《茶经》中有“出膏者皱、含膏者光”、“油膏其面”的记载。
南唐吴任臣在《十国春秋》中记载：“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茶膏工艺在制作茶饼的过程中意外所得，茶膏名称出现；南唐闽康宗元年，就有贡品茶膏进献。其用途是作为贡品进贡。宋代是茶膏的发展期，此阶段，开始出现茶膏的制作，以及对其制作工艺描述和记载，并把茶膏作为独立的茶品纳入茶品名录。
宋徵宗赵佶在《大观茶论》曾有这样的论述：“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赵汝砺在其著作《北苑别录》曾有关于关于茶膏工艺的记载：“茶既熟谓茶黄，须淋洗数过。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又入大榨出其膏。先是包以布帛，束以竹皮，然后入大榨压之，至中夜取出揉匀，复如前入榨，谓之翻榨。”
蔡襄曾在其著作《茶录》中记载：“饼茶多以珍膏油其面，故有青黄紫黑之异”，其中的“珍膏”就是茶膏。北宋第一位茶著作者陶谷曾在其著作《茗荈录》中将两款茶膏纳入其中：一为“玉蝉膏”，一为“缕金耐重儿”。宋代茶膏的主要工艺为：小榨去水，大榨出膏。宋代第一次对茶膏制作工艺进行记载；茶膏作为独立产品出现在《茗荈录》中。代表茶膏有玉蝉膏、缕金耐重儿。清代是茶膏发展的兴盛时，普洱茶膏在这一时期定名，且第一次出现在官方文献里，并成为“国礼”和“皇权”的象征。
清代药学家赵学敏在其专著《本草纲目拾遗》对普洱茶膏有这样的描述：“普洱茶膏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乾隆时期是普洱茶膏的兴盛期。清代茶膏的工艺为大锅熬制茶膏：雍正年间，云南土司借鉴中药“熬膏”的方法，采用“大锅熬茶膏”的方法制作茶膏。压榨茶膏：清朝御茶房的制茶工匠们在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基础上，创造了一种压榨茶膏工艺。
此工艺共有186道工序，历时72天的制作周期。清朝压榨茶膏工艺代表着古代茶膏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1793年，普洱茶膏作为“国礼”被赠予英国使臣；1925年，清朝宫廷压榨茶膏工艺随着清朝的覆亡而湮灭。茶膏在清代作为宫廷专属茶品和皇权象征；作为“国礼”赠送英国使臣；作为“醒酒第一、消食化痰、清胃生津”的养生茶品，被纳入中国养生文化体系。
1925年，清朝灭亡，代表古代茶膏工艺最高水平的压榨茶膏工艺也随之湮没，茶膏进入了70余年的隐退期。直到2002年，蒙顿茶制品破译并复原了清朝宫廷茶膏，标志着现代茶膏行业兴起。现代茶膏在中药熬膏的基础上做了改进，制作设备由“大锅”改为“提取罐”，现代多数茶膏企业均采用此方法，蒙顿公司采用最先进的压榨与萃取技术将茶叶中的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并经过超滤与低温干燥将获取的茶汁还原为更高级别的茶品——“本味速溶茶”。
2004年，鲁迅先生收藏的3克普洱茶膏在广东举行的拍卖会上拍出了12000元的高价。2006年，由蒙顿茶制品提纯的“元”字号“普洱茶母”成为云南省博物馆唯一馆藏茶膏。2010年5月31日，在亚洲大酒店举行的拍卖会上，28块清朝宫廷普洱茶膏最终以100.8万元成交。蒙顿的代表茶膏：玉龙胜雪、普洱黑金、红运当头、易武春晓、二龙戏珠、皇印、月光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