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李肇《国史补》中记载的唐代贡茶中有“岳州邕湖含膏”。据此记载，唐代湖南岳州（今岳阳）已生产贡品邕湖含膏。
唐代张舜民《画墁录》中记载：“贞元中常兖为建州刺史，始蒸焙而耐之，谓研膏茶”。据此记载，唐贞元（785~805年）中期真正意义上的茶膏出现。
五代十国时期（907~960年）陶谷所著《茗苑录》中记载有贡品茶膏“玉蝉膏”和“缕金耐重儿”。茶膏开始有名称，并出现了多个品种。
据《十国春秋》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贡建州茶膏，制以异味，胶以金缕，名曰耐重儿，凡八枚”。据此记载，南唐文通二年（937年）福建建州生产的茶膏耐重儿已作为贡品入贡，但数量少，仅8枚，尤显珍贵。“茶膏”名称正式出现。
北宋徽宗赵佶（1082~1135年）自己编著了《大观茶论》，对茶膏油以饼面之事认为：“茶之范度不同，如人之有面首也。膏稀者，其肤蹙以文；膏稠者，其理敛以实。说明赵佶对珍膏油其面显得更为重视，甚至把“膏”的质量优劣作为鉴别茶叶质量优劣的标准，认为膏稠者是珍品。
至明代，因罢造龙团凤饼贡茶而全部改为散形茶，茶膏亦随之销声匿迹。
到了清代，茶膏再次出现。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茶膏，并通过茶马古道输入西藏，而受到西藏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青睐，特别是活佛级以上僧侣和宗教领袖中更成为茶膏爱好者，同时又禁止民间人士饮用茶膏，因此很多大寺院自建制茶车间，自行熬制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后来茶膏以入贡形式进入清廷，成为皇室贵族的高级茶饮。至清雍正十年（1729年），普洱茶膏等正式成为贡品。
至清乾隆年间，清宫内建立御茶房，开始御制茶膏，供皇帝及皇宫内享用。但地方加工的茶膏仍然作为贡品上贡。清道光年间，阮福在《普洱茶记》中记载，云南制作的茶膏仍是专供皇帝和皇室成员及大臣们饮用的“八色贡茶”之一。在云南的茶膏贡品中有两种包装，供皇帝专用的用雕龙画凤的木盒子包装茶膏，木盒外还要用黄绸缎包裹；分送内府中官员以及六部堂官饮用茶膏，仍用木盒包装，但木盒外包裹的是红绸缎。
贡品茶膏的制作，分为地方的“高温熬制”和宫廷御茶房的“低温制取”两种不同工艺方法进行加工，宫廷御制的茶膏品质优于地方熬制的茶膏。
民间制作茶膏，首先选择高等级晒青绿茶50公斤，加入150公斤泉水，置于大铁锅中，以中火熬煮，待全部茶汁被熬煮出来后，捞出全部茶渣，用细纱布过滤茶水，滤出茶渣细末；然后用猛火熬制，让水尽快蒸发；最后将浓茶水置入中号铜锅中，以中火熬制；至茶汁成稠状时置入小号铜锅中，以小火熬制；并用削制好的竹片匀速搅拌，待茶汁适度时趁热倒入模子，冷却凝固后取出贮存于竹器或陶器内，或包装后待用。土法熬制茶膏，是中国制茶工艺的创新，创制出了一种新的茶品，成为一种茶中珍品，并为朝廷中上层统治者所接受，成为贵族之茶。
清宫御茶房制作茶膏是在借鉴宋代“首先将茶原料蒸熟后用清水淋洗数次，然后入榨，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榨取工艺基础上，改变高温提取方法，采用“低温榨汁，分层析出，低温干燥”的新工艺。这种制作茶膏的新工艺，已具有现代生物工程中的“低温萃取，低温成膏”工艺的雏形。这在科技落后的清代，没有先进的仪器设备进行提取和科学检测方法的条件下来加工茶膏，采用的是人工操作，经验控制，智慧制作，优质出膏，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凝聚的是中国人2000年制茶工艺的精华，代表了中国制茶业的不断进步与创新，也使饮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中去，至今仍对中国制茶业的创新与发展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宫廷御制茶膏至辛亥革命而终止，但土法熬制茶膏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但却与宫廷御制茶膏有非常大的区别。御制茶膏的加工工艺比民间土法生产茶膏工艺繁杂精良，其制作工艺达186道工序，加工周期长达72天。御制茶膏品质优，汤色红浓艳丽，呈玫瑰红或宝石红，滋味浓郁厚重，口感鲜醇润滑，用开水冲泡即时溶开，似如今速溶茶膏。但是，宫廷御制茶膏的工艺技术在辛亥革命后失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