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阶段：中国的唐代与宋代是茶膏从雏形走向基本成形的时期。
在这个阶段里，茶膏的雏形始于唐代，唐代的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用7个工序来总结制茶。这7个工序分别是“采、蒸、捣、拍、焙、穿、封”，在其中“蒸、捣、拍”三个工序中，茶叶中的部分茶汁与纤维物质分离。在空气的氧化作用下，出现了膏化现象，这种现象在外观体现为“含膏者皱”。到了宋代，制茶叶空前的繁荣。宋代的制茶工匠对茶叶中的膏化现象比较重视，他们认为茶叶中出现的这种“膏”是茶中珍品，他们采用榨取的工艺将茶蒸熟后再淋洗数遍。方入小榨，以去其水，再入大榨，以出其膏，也就是通过榨取的方式提炼出了独立的茶膏。到了明代，茶膏消失了，因为明代禁止诸如龙团凤饼等紧压茶，改而推广散形茶。这个重大的变革导致了延续千年的唐宋制茶工艺就此消失，也包括茶膏在内。至此饮茶方式回归到了原始状态。把玩叶片，究其水质的使用开始偏离了茶的内涵，这种影响直至今天。
第二个阶段：中国的清朝雍正时期。云南土司借鉴中国中医药“熬膏”的方法，采用“大锅熬膏”工艺制成土质普洱茶膏，也是普洱茶膏的初级阶段。
1729年，清朝雍正七年，清政府在云南普洱设立了普洱府。在普洱府设立的当年，雍正给云南总督鄂尔泰发圣旨，责成他亲自监督，选取最好的茶叶，制成普洱团茶，女儿茶和茶膏，进贡朝廷作为贡茶。这样茶膏再次悄悄浮上水面。依旧是贡茶的角色，依旧神采飞扬，毕竟在当时，被皇上钦点的茶品是何等的荣耀。雍正时期的茶膏，最初是由云南土司采取大锅熬制方法而初创的一种制膏工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用大锅熬制的方法很快通过茶马古道传播到西藏，并迅速被西藏上层人物所接受。藏族地区的饮茶与汉族不同，他们更喜欢熬茶或煮茶的方法，因此大锅熬膏不仅一下子被接受，并且迅速推广。由于它操作简单，很多大的寺院甚至自建熬茶间，其熬制出的茶膏专供活佛级以上的人饮用。这一方法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西藏很多大的寺院仍能看到这种熬制茶间及自制的茶膏。但是这种大锅熬制茶膏从食品生物学角度来看存在很多问题：
1、使茶叶在反复高温的熬制中，其诸多的生物酶消失，使茶膏后续的转化缺乏“动能”，只能向霉变转化，不可能长期存放。
2、茶叶在高温状态下，大量的营养物质会随着水蒸气一并挥发，造成大量的营养物质的缺失。
3、大锅长时间熬练，会产生大量的铅、汞、砷、铜等一些重金属，对人体的伤害会很大。
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大锅熬制属于普洱茶膏发展的初始阶段，只能定性为“土制”，与后来皇宫“御制”的茶膏有很大的区别。
第三阶段：清朝乾隆时期。清朝皇宫御茶房采用“压榨制膏”工艺取代云南土司“大锅熬制”法。自此，普洱茶膏正式定名。习惯上也称宫廷普洱茶膏或御制普洱茶膏，其制膏的工艺超越中医药高温“熬膏”的局限，更趋于科学性与合理性。
在这个阶段里，清宫御茶房的制茶工匠借鉴了宋代“小榨去水，大榨出膏”的工艺进出上采取了一套近似现在低温萃取，低温干燥的工艺创造出了一种新的“压榨制膏”工艺。这种压制工艺极其复杂，多到186道工序，长达72天的制作周期。所有的制作都是在常温下进行，使生产出来的茶膏在品质上有了新的提高。由于宫廷对普洱茶膏选料极精，要求极严，造成出品量极低。自始自终，没有在社会上流通。但在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普洱茶膏作为国家礼品，第一次向到访的英国使团马噶尔尼馈赠。至此以后，普洱茶膏不仅是“贡品”，又称为了“国礼”。
第四阶段：当代茶膏的制作。
近几年，在几家公司努力发掘下，茶膏这一“御用贡品，至尊国礼”重现人间。广州帝茗堂在著名植物学家张鹏飞的领导下，通过破解，模拟清朝宫廷茶膏的制作工艺，以云南独有的古乔木大叶种茶树的优质普洱茶叶作为原料，采用香格里拉千年冰山雪水作为介质，运用帝茗堂公司自主研发的低温（恒温）远红外转换多级萃取装置。通过不同分子通径的膜分离，冷冻干燥后，精致而得安全、卫生、无农残、无任何添加剂的茶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