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也将茶叶内含的某种物质提纯出来，或口服或注射的方法寻找抗癌的“因子”，但其结果离预期也相差甚远，到目前为止，没有形成重大突破。这里有一个误区，茶叶作为饮品，具有最基本的食物功能，与药品相差甚远。没有脱离食品“原形”的物质，不可能成为“药品”，甚至连“药品”的“药源”都谈不上。换句话说，如果我们发现某种植物内含有一种或几种物质可能成为未来“药品”的“药源”时，还需将这种物质反复“提纯”，并经过“再加工”，使其完全脱离“原食品”的形态和性质，方能成为某种“药源”。
其实，就抗癌类药品的研究而言，已是世界性的难题。全球很多科学家近些年来将眼界投入到微生物与酶系上，主要原因是他们看到，很多发酵类的产品隐藏了可作为抗癌物质的“药源”。目前国际社会之所以青睐生物制药，也是因为他们越来越看到用生物制备的技术或许能找到这种“药源”。
就茶叶类产品而言，假如也存在这类潜在的抗癌“药源”的话，那么唯一的可能只能是普洱茶。这时因为：
第一，普洱茶属于发酵类食品，普洱茶发酵过程中由于多种微生物菌群与酶系的“干预”，使普洱茶在后续的物质降解与演变中产生了大量衍生物质，这些衍生物质的“递次转化”极易形成潜在的抗癌“药源”，为普洱茶具备潜在的抗癌功能提供了“物质”基础。
第二，很多科学家从普洱茶的茶红素缔结物中已经找到抗癌的潜在“药源”。虽然这项研究仍处在实验室阶段，离真正的成果还有一段距离。但为普洱茶抗癌机理研究提供了更明确的理论依据。
第三，普洱茶存在“实践在先”的特性。这个“实践”有着上千年的过程。清朝《本草纲目拾遗》的作者赵学敏对普洱茶的一个特殊品种——普洱茶膏，有过这样一个评语：“普洱茶膏治百病”。这个观点的提出显然违背科学常识。问题是赵学敏毕竟又是清朝很著名的药学家，也是公认的一个非常严谨的治学者，怎么就能出现如此的低级“错误”呢？当我们翻看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详尽查看他录入的近千种药品，唯独对普洱茶膏给出“治百病”的说法。他为什么不说其他药材“治百病”呢。这种“夸张式”的评价是否隐含了另一方面的原因：当普洱茶膏能对某些在他看来根本不能治愈的“疑难杂症”却发挥治疗功效时，他已经找不到更准确的文字进行概括，只能用“治百病”这样高度概括的言辞去表达，以提示人们甚至后人，对普洱茶膏的关注。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科技社会之前，人们就经常将某一种“药”扩大适用范围，以期对各种疾病产生疗效。当一种“药”能够适合多种疾病时，这种“药”便立刻被视为“神药”。这样的例子不仅在中国有，西方也有。如1899年发明的“阿司匹林”，当初只作为治疗风湿性关节炎，但在后来其治疗的范围越来越广，如阵痛、解热、抗血栓、心血管等疾病。最近几年，又有很多研究部门视它能抗癌。似乎“阿司匹林”是一个宝藏，几乎每10年都产生一个新的“适应症”。因此，对赵学敏的“治百病”说法也不能简单的一棒子打死。那么赵学敏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疑难杂症”都有哪些病症。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癌症一说，凡是当时医学不能确诊的病统称“疑难杂症”。赵学敏所说的“治百病”是否就包含癌呢？
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是否需要因为“普洱茶膏治百病”说辞仍然将普洱茶视为一个宝藏？西方对“阿司匹林”的研究有持续100年以上的历史，其成果颇丰。而我们对普洱茶的化学分析才刚刚起步，还有大量我们未知的物质需要我们一一破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