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洱茶膏之所以是茶叶中抗癌效果比较好的因素有三点：
1、普洱茶属于发酵类食品，普洱茶发酵过程中由于多种微生物菌群与酶系的“干预”，使普洱茶在后续的物质降解与演变中产生了大量衍生物质，这些衍生物质的“梯次转化”，极易形成潜在的抗癌“药源”，为普洱茶具备潜在的抗癌功能提供了“物质”基础。
2、很多科学家从普洱茶的茶红素缔结物中已经找到抗癌的潜在“药源”。虽然这项研究仍处在实验室阶段，离真正的成果还有一段距离。但为普洱茶抗癌机理研究提供了更明确的理论依据。
3、普洱茶存在“实践在先”的特性。这个“实践”有着上千年的过程。清朝《本草纲目拾遗》的作者赵学敏对普洱茶的一个特殊品种——普洱茶膏，有过这样一个评语：“普洱茶膏治百病”。这个观点的提出显然有违背科学常识的嫌疑。问题是，赵学敏毕竟又是清朝很著名的药学家，也是公认的一个非常严谨的治学者，是他的“笔误”？还是他综合了大量案例才提出这一观点呢。当我们翻看他著的《本草纲目拾遗》，详尽查看他录入的近千种药品，唯独对普洱茶膏给出了“治百病”的说法。他为什么不说其它药材“治百病”呢。这种“夸张式”的评价是否隐含了另一方面的原因：当普洱茶膏能对某些在他看来根本不能治愈的“疑难杂症”却发挥治疗功效时，他已经找不到更准确的文字进行概括，只能用“治百病”这样高度概括的言辞去表达，以提示人们，甚至后人，对普洱茶膏的关注。其实，在人类社会进入现代科技社会之前，人们就经常将某一种“药”扩大适用范围，以期对各种疾病产生疗效。当一种“药”能够适合多种疾病时，这种“药”便立刻被视为“神药”。这样的例子，不仅中国有，西方也有，如1899年发明的“阿司匹林”，当初只作为治疗风湿性关节炎。但在后来，其治疗的范围越来越广，如镇痛、解热，抗血栓，心血管疾病，最近几年，又有很多研究部门视它能抗癌。似乎“阿司匹林”是一个宝藏，几乎每十年都产生一个新的“适应症”。因此，对赵学敏的“治百病”说法也不能简单的一棒子打死。那么，赵学敏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疑难杂症”都有哪些病症？因为中国古代没有癌症一说，凡是当时医学不能确疹的病统称“疑难杂症”。赵学敏所说的“治百病”是否就包含癌症呢？
近几年来，蒙顿的生物医药研究小组就曾对普洱茶膏的一个品种----普洱茶石(普洱茶膏一种，又称“玉龙胜雪”)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普洱茶石已完全脱离了普洱茶的形态，其外观呈现重度白霜，是普洱茶膏长时间后陈化所至。这种白霜，是茶叶儿茶素与咖啡碱的络合物。同时，研究人员又发现，普洱茶膏中茶红素的缔结物（因为我们目前的技术手段还不能分离纯化出茶红素的单体，只能分离出一类较复杂的红褐色酚性化合物。它有儿茶素酶促氧化聚合、缩合反应的物质，也有儿茶素氧化物与多糖、蛋白质、核酸和原花色素等产生的非酶促反应的产物）。在经过对萃取物的再纯化后，有极强的渗透性。
研究人员用致癌剂诱使实验鼠发病。使所有实验鼠在一段时间内产生诱使性细胞癌变。然后将上述纯化的“药物”分别采取口服或注射的方法对实验鼠进行分组试验。结果发现，这种纯化了的“药物”对实验鼠体内的癌细胞产生“扑捉”与“包裹”，再加上对普洱茶膏内含的特殊微生物进行结构性修饰，使其内切酶产生对癌细胞整体“切割”，阻断肽链，使其失去“营养源”，导致癌细胞的最终“枯萎”，丧失分裂与再生的可能，达到杀死癌细胞的功能。
但是，这个实验只是对实验鼠进行的，只是抗癌药物研究的“前奏”，目前只局限在实验室阶段，离药品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需要声明的一点是，这种具备“药源”雏形的物质虽然来源于普洱茶膏，但它也经过了很多生物技术的再“改造”过程。尚不能简单地认定普洱茶膏就具备直接的抗癌功效。
但有一点，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人体实际上也是一个“生物加工厂”，普洱茶膏进入人体后能否产生“再加工”的过程，以至由于这种“再加工”达到何种效能，是我们未知的。因此，我们也只能给它一个保守的定义：即普洱茶膏具有潜在的抗癌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