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苍洱山水间的白族三道茶

  白族三道茶起源何时已难考证,但这套精妙而又饱含人生哲理的茶道礼节,发端并存活于苍洱山水间的白族人家,其实并不令人意外,因为古时的大理是云南茶文化的中心。
 
  大理虽然不是云南茶的主产区,但由于历史和区位优势的关系,大理在古代云南茶叶的贸易交通中所占的地位不容忽视,在古代云南茶文化中所占的地位尤其如此。正是在大理,云南古代的茶文化实现了第一次整合,初步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云南茶文化。原因很简单,唐朝初期在大理崛起的地方政权南诏国,在一统云南后具备了整合云南茶文化的政治、经济基础。
 
  对照历史脉络和地图就会发现,无论是南方丝绸之路还是滇藏茶马古道,有一个重要的节点都是难以避开的,这就是大理。南方丝绸之路是比丝绸之路更早出现的陆上大通道,一头串联起四川乃至更为广阔的中原大地,一头串联起印度以至范围更为宽广的东南亚、南亚一带。而滇藏茶马古道自古以来,就是连接起云南边地与藏区的大通道。这两条古代陆上大通道上来往流通的,不只是马帮和各种物资,还有来自各个地方的颇具差异性的文化。
 
  当两条古道在大理相遇,呈十字型交错而过后,各种文化也在大理交汇融合,碰撞并迸发出别样火花,因此大理也有“亚洲文化的十字路口”之称。在这种区位优势下,发端于四川的中国古代茶文化,可以通过起点为成都的南方丝绸之路传到大理;产于“银生城”广大地域的茶,可以通过滇藏茶马古道经景东、巍山运到大理;两条古道沿线各民族的饮茶习俗,自然而然地也可以传到大理。
  于是,当南诏国政权建立起来后,云南古代的茶文化在大理首次得到了有效整合。特别是在唐南诏国、宋大理国两个地方政权延续统治的500多年间,通过南方丝绸之路、滇藏茶马古道传播而来的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在大理交汇融合,使得佛教在大理地区广为传播并盛极一时,以至大理被称为“妙香佛国”。佛教的传播和兴盛,为云南古代茶文化的初步整合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云南是世界茶树的发源地,也是最早饮茶和对茶树进行人工种植的地区之一,这已经无需赘述了。但在唐南诏国建立之前,却几乎没有任何产茶和饮茶的文字记载。关于云南茶的最早记载,出自唐代樊绰于咸通三年(862年)撰写的《蛮书》卷七:“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条被许多普洱茶爱好者所熟知的史料,所包含的信息量是比较丰富的,但许多人都将注意力集中在了产茶上,而对饮茶习俗没有深究。
 
  对照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南诏国时期至少在大理的苍山洱海周边,已经形成了普遍的饮茶习俗。《蛮书》成书时,由蒙舍诏(南诏)统一洱海周边其他五诏后建立起来的南诏国,其疆域远超今天的云南省境。其政权的主体,尤其是贵族上层,也早已经从蒙舍诏的发祥地巍山搬到大理坝子。因此,樊绰所谓的“蒙舍蛮”饮茶法,至少已经是大理坝子及其周边地区较为普遍的饮茶法。当时的洱海周边地区,是南诏国都所在地,自然是云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所以这里流行的风尚必然对整个云南的生活习俗产生巨大影响。
 
  可以推断,随着南诏的强盛,在滇池地区筑拓东城(古昆明城)后,所谓“蒙舍蛮”的饮茶习俗,自然也会传播到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并进一步向周边辐射开去。从樊绰留下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三道茶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南诏国是饮茶的古法,而这种饮茶法实际上也隐约有唐朝时中原一带的风韵在里面。所以个人推测,现在白族的三道茶,是在承袭“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基础上,不断演进后形成的。三道茶的雏形,弄不好在南诏国晚期或大理国时,就以宫廷饮茶礼仪的形式出现,当元灭大理国后流入民间。
 
  如果推测成立,那么现在云南许多少数民族间保留的饮茶习俗,特别是烤茶,与三道茶基本是同根同源的。三道茶的第一道,实际上就是烤茶。也就是说,当年的宫廷饮茶礼仪流入民间后,在包括白族在内一些少数民族间被简化成为了烤茶,实际上即便现在烤茶在白族、彝族人的生活中也有一定的礼仪性。而白族人聚居的洱海周边,由于物产丰富且当时白族人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所以就被升级成了现在的三道茶。
 
  当然这些只是个人推测,并无明确的史料佐证。对三道茶最明确的史料记载,出现在明代大旅行家徐霞客的游记中。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徐霞客抵达大理的宾川鸡足山,受到高僧宏辩的热情款待。徐霞客在游记中写道:“宏辩诸长老邀过西楼观灯。楼下青松毛铺籍为茵,去桌趺坐,前各设盆果,注茶为玩,初清茶,中盐茶,次蜜茶。”徐霞客的记载,与现今“一苦二甜三回味”的白族三道茶稍有出入,不知是徐霞客记述有误,还是后来三道茶有所演变,抑或是佛家与民间所饮之三道茶本就有所差异,我们无从得知。但作为国内五大佛教名山之一的鸡足山,其一淡二咸三甜的茶道,却也能给人一种佛理的启迪。
责编: 水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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