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战争》第一章：1840年的茶叶战争：第四节：中国茶叶就被一家英国茶叶公司就打败了吗？：二印度阿萨姆与中国云南，一场话语权的争夺。
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再现他们。——马克思
德拉波特
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福柯更进一步指出，知识不仅仅是力量，还会带来霸权。萨义德应用了福柯的理论和研究方法，把目光聚集在近东，演示了学术和语言是如何转化成世俗权力的，确切地说，是西方如何用话语霸占了东方。
萨义德在《东方学》的开篇，引用马克思的一句话：“他们不能再现自己，一定要别人来再现他们。”为这句话直接作注解的，便是1910年6月13日亚瑟·詹姆斯·贝尔福在英国众议院的演讲，正是这篇鼓吹占领埃及的演讲稿，让萨义德感受到了知识与力量的关系。当为英国占领埃及的必要性进行论证时，在他心目中起支配作用的权力主要不是与军事或经济力量相连，而是与“我们”对埃及的知识相连。对贝尔福而言，拥有一个关于文明的知识意味着了解这一文明从起源到兴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当然，也意味着有能力了解这一过程。知识意味着超越一时一地，超越自身的局限，意味着向遥远的、陌生的领地的推进。而作为认识对象的东西自身是脆弱的，经不起细察的。这一对象乃一“事实”，尽管它自身也像其他文明一样通常都经历着发展、演变或转化，但从根本上，甚至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说，是稳定不变的，对这样一个对象拥有这样一种知识意味着去统治它，对其施加权威。权威在此指的是“我们”否认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按照我们所认识的方式而存在的。对贝尔福来说，埃及本身是否存在无关紧要，英国对埃及的知识就是埃及。贝尔福根本就不否认英国优于埃及，他之所以要求人们不要谈论孰优孰劣的问题，只是因为知识这一压力使得孰优孰劣之类的问题似乎微不足道。不仅埃及如此，即便是中国、印度，对英国而言，也没有什么区别。
萨义德说：“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法庭)，一种供人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教学大纲)，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一样)，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东方被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
在东西方文化关系上，东方文明一直受到西方文明的强制性扭曲和改造，西方将一切非西方的文明都视为认识的对象、表现和描述的客体。他们认为这些非西方的客体没有能力表现自己的文化，缺乏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故需要西方的文化再现其文化。也就是说，东方文化要确立文化自我，要先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中确立。
把东方文化纳入到西方文化帝国的版块中，西方总在与东方文化的对立中确立自己的主体性，因此没有东方文化就没有西方文化的优越感。西方文化在再现东方文化中获得了自我，就像拳王泰森需要站在一个婴儿面前才能够表现很强大的力量一样。
那么，站在西方的角度，“东方首先必须被认识，然后必须被入侵和占领，然后必须被学者、士兵和法官们重新创造，这些人将古代东方被遗忘的语言、历史、民族和文化重新发掘出来，用作——在现代东方人的视野之外——判断和统治现代东方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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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对印度的入侵和霸占就是如此，先是军事，接着是文化与研究，之后就只剩下行政与贸易。
从印度发现本土茶说起。
19世纪初期，英国与中国的贸易交锋，因为茶叶而处于被动状态，不得不从印度输出鸦片来扭转形势。19世纪30年代，中国“以茶制夷”的许多想法触动了英国人，英国人害怕在茶叶问题上受制于中国，同时中国的禁烟运动又让他们心有余悸。万一中国学习日本，也来个全盘闭关锁国，那么，英国人获取茶叶就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
茶叶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在印度开辟茶园被英国人普遍理解为一种爱国行动，就像他们倡导饮茶是对王室效忠一样。也因为如此，美国在独立战争后，号召民众不喝茶以抵制英国。但是英国本土无法种植茶树，他们只能把茶树移植到其他殖民地。
1792年，英国政府派马嘎尔尼出使中国，他特意带去了几位科学家，回国时又从江西带走了一些茶树，后来他把茶树送给了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时候，东印度公司的人嘱咐他，一定要多注意茶叶，它的价值很大，如果能在印度移植，就再好不过。马嘎尔尼回答说，如果茶能长在我们的领土上，那我们就不必仰给中国。
基辛格说，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世界。对当时的世界而言，茶叶就是石油。
班克斯也到过中国，对茶树生长环境方面的知识了解得很透彻。还是在1778年，他就认为在印度北部可以种植红茶——那个时候，英国人以为红茶是一种茶树，绿茶是另一种茶树。这些茶树被放到了加尔各答的植物园栽培，长势都不错，但东印度公司对在印度大面积推广茶树并不热心。一方面，东印度公司垄断了中国茶对英贸易，没有寻找替代品的动力；另一方面，他们对在印度种茶缺乏应有的信心，毕竟中国茶的影响太深，消费者早已经形成了中国茶的概念。
1834年，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取消后，英国成立了专门的茶叶委员会，主要负责调查引进中国茶树和茶种，并开展实验性种植和招募中国工人。但要引进中国茶树、茶种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没有中国的官方许可，这些植物只能偷运出去。茶工也不容易招募，熟练的茶工在中国生活得很不错，更何况中国政府根本不允许这些制茶秘密外泄。荷兰人曾经尝试招募的12个中国茶工，都先后被谋杀了。即便是这些茶工成功到达印度，那些茶工的家人也会被中国政府追究连带责任。
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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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乌克斯在《茶叶全书》里的记载，在关键时刻，英国人宣布了在印度发现茶树的消息，莫克塞姆在《茶：嗜好、开拓与帝国》里也把这当做转折点。
事实上，西方一直没有中断过有关印度人吃茶的记述。西方最早记录印度人吃茶的资料，是荷兰人范·林索登1598年写的《旅行日记》，然而他的身份却不是什么作家、冒险家，而是一个葡萄牙主教的仆人。他以传教士的身份在印度生活了7年，所见的印度人吃茶方式很特别，印度人将茶拌着大蒜和油，当做蔬菜食用。印度人也会把茶放入汤中煮食。1815年，英国驻印上校莱特证实了这一吃茶方式。
这种把茶当做蔬菜的吃茶方式与云南德昂族、景颇族、布朗族、傣族的吃茶习惯有着类似之处，而煮茶，是唐代的主流茶饮方式。藏族的酥油茶就体现了食茶这一习惯，更大范围内，在喜马拉雅山麓两侧的民族，都有这种习惯。而这个区域，现在也是公认的茶树起源地，但具体的产地归属今天尚无定论。有学者认为，印度吃茶习惯是景颇族(境外叫克钦族)带去的。景颇族是个跨境民族，分布在中国云南、西藏、缅甸和印度等地区。
1825年，布鲁斯兄弟在印度发现的茶叶和茶籽被辗转到了加尔各答植物园的植物学家沃勒(Wallich)手中，但植物学家认为这不过是普通的山茶而已，种植在布鲁斯家花园里的茶却成长起来。布鲁斯说，自己发现大量的野生茶树，当地山民采摘叶子，若树太高就砍倒树。“singphos”人知道并饮茶已经有很多年了，但做法与中国人迥异。他们把柔嫩的叶片摘下来放在太阳下干燥三日，其他叶片则稍微干燥，然后装入竹筒中，一边用枝棍填实，一边将竹筒在火上烘烤，直到竹筒盛满，再用叶片封好竹筒口，放置于火塘上方有烟熏的地方。用这种方法可以使茶叶保存数年之久。“singphos”人所在的地方到处是丛林，因为人们可以从森林中采摘到茶叶，所以他们从来不栽培。
1831年，英国军人查尔顿也在阿萨姆发现了土产茶树，他同样把茶树寄给了沃勒，说这种茶“晒干后有中国茶的香气”，将这种茶树叶子晒干，然后冲泡成饮料饮用。这一植物标本很快就死了，植物园也拒绝承认其是茶树。
西双版纳巴达古茶树
1834年，查尔顿又从苏迪亚寄了一些植物到加尔各答，说这种茶树生长范围很广。“在从这里到离这里一个月路程之外的中国云南之间的各个地区，到处都可以见到处于野生状态的这种植物。我听说云南也广泛种植这种植物。来自云南省的一两个人向我保证说，他们在云南省种植的茶树与这里生长的茶树完全一样。因此我认为这种植物是真正的茶树，这点毫无疑问。”
加尔各答之前拒绝过多次像这样的发现请求，但这次却不一样。
因为这一年，英国茶叶委员会成立了，他们迫切地想在中国之外的地方开辟茶园。所以，他们愉快地接受了查尔顿的茶树，并选择在圣诞节这个重要的节日，宣布发现印度本地茶种。
茶叶委员会说，这归功于查尔顿等人的不懈努力，“对大英帝国农业和商业资源来说是最为重要和最有价值的一项发现。我们确信，通过恰当地管理，这种新发现的茶树完全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商业种植，因此我们的目标将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完全的实现”。他们的目标有很大部分是针对中国的。
云南古茶树资源至今都广泛地分布在西双版纳、普洱、临沧、红河、曲靖等地。2008年，普洱市率先把历时3年考察古茶树资源的结果公之于世，出版了一本叫《走进古茶树王国》的书。这本书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研究价值，不仅把36万多亩古茶园、45个野生茶树居群和古茶山分布清晰明朗化，还对古茶树种质资源的种类、形态特征、利用价值都做了详细的说明，他们用大量的实证资料论证了云南是世界茶的原产地和栽培中心。
查尔顿发现茶树最重要的价值在于，这是在中国境外的发现，尤其关键的是，茶叶再也不是中国的独有之物，他们深知其中的意义。日本不过是移植了中国的茶树，但印度本土就有茶树，这就能从根源上掐断茶与中国的关联。
英国人的这一发现，并没有获得广泛认同，至少美国人就不认同。1935年，乌克斯在他风靡全球的《茶叶全书》里，坚持认为中国是茶树起源地。其实世界上也有不少人认为，茶叶原产地是中国。1892年美国人瓦尔希的《茶的历史及奥秘》、1893年法国人金奈的《植物自然分类》、1960年苏联人杰莫哈节的《论野生茶树进化因素》都持这样的观点。
1958年，英国皇家植物园的罗伯特·西利写《对山茶属分类的修正》时，提出世界上有两种茶树种类：中国茶树(camelliasinesisvarsinensis)和阿萨姆茶树(camelliasinesisvarassamica)，但这个说法也未获得认可。
植物的拉丁学名，一旦完成，就终生不会修改。所以现在云南大叶种茶叶，学名还是阿萨姆种(camelliasinesisvarassamica)，是英国植物学家马斯特思于1884年根据印度大叶种茶树命名的。
中国考古界的发现也很乏力。从1988年到1992年，不时有媒体报道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随葬品中可能有茶叶，还有有关茶的别称“槚”的简文和帛书，但这些发现都没有具体的出处，无法加以考证。植物学家闵天禄等人查遍英国各大标本馆，没有发现来自阿萨姆地区野生大叶茶的确切记录。
茶农习惯用大象做运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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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考古无发现的情况下，调查和整理古茶树资源成为另一种有力手段。从英国人宣布印度是世界茶树起源地后，反应迟钝的中国人直到1922年才有吴觉农等人起身反驳，但其《茶树原地考》更多谈的是饮茶史，而非植物学意义上的起源史。但他的爱国热情感染了许多人，正因为他，才有了后来无数前往云南寻找古茶树的继承者。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在云南西双版纳境内发现的巴达古茶树和南糯山古茶树，在红河金平发现的金平大茶树和在普洱发现的邦崴大茶树，都被证实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茶树。其后云南多次宣布发现上千年的古茶树，但没有获得广泛认可。一个主要原因是测量茶树年龄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没有人拿得出令人信服的证据；另一个原因是在地下考古中尚无古代茶树花粉的发现。处在中、印两个大国之间的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都有古茶树资源，他们至今保持沉默，是我们视而不见，还是这又是一个话语权的问题？同时，还有更古老的茶树资源没有被整理出来。寻找古老茶树这项使命，自罗伯特·布鲁斯以来，从来没有中断过。
当年为查尔顿作证的云南人，也许没有想到百年之后，他们的故乡会如此地纠结。
欧洲一幅现存最早的茶叶版画，也把与茶叶有关的故事引向云南。
1667年，在意大利罗马，梵蒂冈博物馆的创建人、罗马天主教廷的首席博物学家阿塔纳斯·基歇尔(AthanasiusKirchero)出版了中国百科全书——《中国图说》。其中有一幅精美的版画，刻画的正是云南特有的大叶种茶树，下面介绍文字为“cha”。一个从未踏足中国的人，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中国知识呢？当然是来自西方书籍中的各种介绍，但其最重要的蓝本，是波兰人卜弥格(MichelBoym)于1656年在奥地利出版的《中国植物志》。
卜弥格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是第一个将中国古代的科学和文化成果介绍给西方的欧洲人。明代以来，中国茶、瓷、丝对世界产生了深刻影响，怀着拜访与传教心态的卜弥格没有想到当他经过三年航行，于1645年抵达中国时，正赶上华夏帝国新一轮的改朝换代。这一年，刚好是李自成与史可法身死，大顺和大明政权灭亡。来到华夏的卜弥格在战乱中几经流转，政权的频繁更替使他的大明签证无法带他深入到华夏内陆，只能在海南一带活动，最后不得已重返罗马。
1658年(清顺治十五年)，卜弥格抵暹罗。此时大清政权已基本稳固，永历小朝廷被清军赶到了云南边境的腾冲。于是卜弥格只能徘徊于腾冲一带，而无法深入到传统中原地区，这导致他的《中国植物志》记录的范围只能是海南、广西和云南一带。在《中国植物志》里，卜弥格记录了云南大量的珍稀动植物，云南茶的概念能够出现在西方视野，就与这本书有关。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3940.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119.。
瑞美O，科塞C.毒品、社会与人的行为［M］.8版.夏建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乌克斯.茶叶全书［M］.侬佳，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11：153198.
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M］.毕小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90.
莫克塞姆.茶：嗜好、开拓与帝国［M］.毕小青，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
此书有中文版，2010年由大象出版社出版。
苏迪亚人苏迪亚(Sutiya)人，1187年在萨地耶地区建立了苏迪亚王国，后来被阿萨姆建立的阿萨姆王朝征服。1788年，阿萨姆地区被缅甸人完全控制。1824年，英缅战争爆发，战败后，缅甸把阿萨姆大部分土地割让给了东印度公司。
沈培平.走进古茶树王国［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8.
闵天禄.世界山茶属研究［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2000.
1981年，中国植物学家张宏达在其所著的《山茶属植物的系统研究》中第一次将阿萨姆种的中文学名用“普洱茶”表示，同时还将伊洛瓦底茶C.irrawadiensis用“滇缅茶”表示。
陈兴琰.茶树原产地——云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