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战争》第一章：1840年的茶叶战争，第一节中英对抗：三、英吉利与天朝上国。
夷性犬羊与坚船利炮。——晚清对英国的认识
林则徐通过虎门销烟树立的高大形象，因为他的一些其他“事迹”而被带入新一轮的嘲笑中。“以茶制夷”只是其中的一个，但这个笑点太高。
举个笑点低的例子。就在英国人准备大举进攻中国的时候，林则徐依旧认为英国人断然不会来进犯中国。他十分自信地说，通过他的仔细观察，已经把英国人的底细摸得一清二楚，他们不敢用侵凌其他国家的方式窥伺中华。为什么呢？
林则徐的第一个解释是，英国的船太大，吃水太深，只能在大海上晃荡，一旦到浅水区，就难转动。以前律劳卑带人进犯虎门，不就被大清的大炮吓破胆，回去就死了。其实律劳卑是病死的，他还不至于被大炮吓死。
第二个解释，林则徐说：“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其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林则徐认为英国人只强于海战，一旦上了岸，就成了软蛋，普通百姓就可以把他们干掉。这与流行在乾隆年间的说法很类似，他们解释为什么访华使团不双膝跪拜时，说“西洋人用布扎腿，跪拜不便，是其国俗，不知叩首之礼”。其实英军打绑腿，恰恰是为了装束灵便，并不会造成腿脚屈伸不便。就是这样一个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对英国的认识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裕谦同样认为：“该夷大炮不能登山施放，夷刀不能远刺，夷人腰硬腿直，一击即倒，我兵矛矢击刺，趱捷如飞，用我所长，攻彼所短。”取长补短的战术本来是对的，但低估乃至蔑视英军陆上作战能力，就是谬误。道光就是被这些错误的言论一直牵着鼻子走，喊打声越来越高。
翻阅大部分鸦片战争时期皇帝与大臣的往来朱批和奏折，都对英国充满了“夷性犬羊”的批评。他们认为英国人除了船坚炮利外，简直就是一群利欲熏心的野蛮人。王尔敏统计说，仅仅道光时期，朝内外大吏言及“船坚炮利”者就有六七十位，这表现出一个时代变局的共识，而“夷性犬羊”则显露了朝中对外的心态。
颜斯综在《海防余论》中总结道：“彼之伎俩，专务震动挟制，桅上悬炮，登岸放火，占据各处地方，多用此法。然未敢尝试于大国之边疆，恐停贸易，则彼国之匹头，港脚之棉花，何处销售？茶叶等货，何处购买？彼之国计民生，岂不大有关系？”
英国人谋一据点，主要是为了贸易，这也是大清自乾隆以来的共识。但地盘却是皇帝最关心的，谁都担心在自己手中丢了老祖宗打下的江山，“江山”二字，几乎是衡量一个皇帝是否文韬武略的重要指标。现在对康熙、乾隆的评价，其首功就是奠定了今日中华之版图，而对晚清丧权辱国的批判，又多来自于江山的丢失。
翻开任何一本古代的地理书，哪怕是小小的县志，一开始都是大量的对山川形势、物产和里程的细致描写。“江山如此多娇”，这都是政治意图的体现。
巴黎世博会的中国馆，1878，版画，刊印于《伦敦新闻周报》
从英国对茶叶、大黄的需求，晚清获悉了英国人的部分饮食习惯；从他们的装束、外貌、语言，他们又把英国人划入了历史上从来没有的“鬼蜮”一族，与历史上的“蛮夷”作了区别。对内是华夷之辨，对外是人鬼殊途。最先来的荷兰人成了“红毛鬼”，最后到的美国人成了“花旗鬼”，从印度来的英国人是“港脚鬼”，因为他们都来大海，所以他们无疑都是水鬼。每类人都加了“口”字旁，故称呼英国，用得最多的称法是“英咭唎”最初“英”前面也有一个“口”字旁。。
晚清在写英国人名字的时候，甚至也会加上“口”字旁。这种特别处理，目的是告诉大众，这些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但许多士大夫还是固执地认为，英国人是畜类。读完《瀛环志略》后，张穆直言不讳地说：“英咭唎，海外畜兽耳。”
如章学诚所言，要是把我们自己置换到那个时代，会怎么看待这个拥有五千年不中断文明的天朝上国？“华夷之辨”有着长达千年的传统，要突破这一观念非常困难。五口通商后，福建的林昌彝画了一幅《射鹰驱狼图》，深受林则徐的喜爱，他激赞自己老乡的画有很高的立意。
晚清对英国缺乏认识，也与那些活跃在中国的传教士有关。1792年10月，清廷收到马嘎尔尼(GeorgeMacartney)使团即将来华的信件后，对英国不熟悉的大臣想通过在华的传教士搞清楚情况。葡萄牙藉传教士索德超传达的信息令人大跌眼镜：“该国即系红毛国，在西洋之北，在天朝之西北。”后来的许多研究者对此表示怀疑，当然，也不排除西洋教士因为各国的利益，给英国人穿小鞋。但传教士本身有其使命，利玛窦的教训摆在那里。
一直以来，中国对西方一无所知，他们被锁在了天圆地方、天朝上国的框架里，沉浸在对世界无所不知的美梦中。明末清初葡萄牙人利玛窦来华后，他的《坤舆万国全图》初稿一完成就遭到中国士大夫的攻击与嘲笑：中国在地图上太小，位置又不在中间，这怎么会是世界地图呢？为了安全和传教，这个可怜的葡萄牙人只能按照中国人的习惯修改地图，他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一道边，恰好使中国出现在正中央，这回中国人满意了。利玛窦，金尼阁.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深信，这是赢得中国好感的办法之一。在利玛窦之后抵达的传教士，从他身上汲取了不少教训，当他们为大清康熙皇帝做参谋画地图的时候，中国依旧处于世界的中心。
利玛窦画像
乾隆年间的《皇清四裔考》里，对英国有过粗略的描述：“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国居西北方海中，南近荷兰，红毛番种也，距广东界计程五万余里……”即便是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后，也没有人有兴趣知道关于英国更多的资料。此后大清典籍大都延续着这样的态度，到了道光年间，浓缩得只剩下像“船坚炮利”这样的只言片语。
法国人老尼克在《开放的中华：一个番鬼在大清国》里，用了一种很有意思的写法，穿越到鸦片战争前夕，“亲身体验”了一把中国晚清社会生活，值得一读。里面没有我们厌倦的德教，也没有野史的粗犷，更像一位人类学家的田野考察笔记。
鸦片战争前，主人公老尼克去福建访茶，路上他与一个曾经当过兵的中国老船长“沃”交谈。尼克回避着被当做传教士的危险，“中国人表面上对夷人大为不屑，但内心深处认为这些人借贸易为由，实为侵略做准备，总有一天会来夺取皇位。我在不暴露身份的同时尽力消除这位老军官的担忧。”
他们交换对眼下局势的看法，尼克问：“如果夷人有意发动战争，为什么要推迟至今？他们不都是和平来，和平离开么？他们是我们的朋友，你认为呢？”
船长回答说：“那不是些商船，一眼就能看出来是装着大炮的大军舰。要是他们只是为贸易而来，我们是会热烈欢迎的。可是做任何事情都是有动机的。他们为什么要全副武装？肯定是打算攻占帝国。那些忘记将舰队的到来禀告皇帝的官员都受到了严惩。夷人的目的如果不是这么显而易见，那么就不会这样了。”他的见识让尼克觉得很受用。
接着尼克想考考船长的地理知识，船长说大清自然是最大的地方，泱泱大国，剩下的世界就是散落的岛屿。尼克很快就发现，他的知识来自一本受当地官员推崇的书——《海国闻见录》《四库全书》有收录，陈伦炯撰。陈伦炯是个海商，曾为施琅东征台湾指点航路，因军功成为碣石镇总兵、广东右翼副都统。陈伦炯少年随父亲生活在沿海，并且经常出海，到过日本等地。《海国闻见录》是晚清前期对世界地理认识最全的一本书。。里面说“英格利乃三岛之国”，对英国人的生活也有描述，英人富，多用呢绒，喜欢喝酒。女人待嫁前束身以求纤瘦。发辫卷曲，垂至脖颈。短衫，加衬裙。出门多披氅。抽烟，烟装金丝瓶。
因为尼克是法国人，所以留意了对法国的介绍，里面说法兰西，先是信佛教，后改天主教。当然都是些错得离谱的信息，在船长的地图上，非洲紧接着西伯利亚，高丽对面为不知名的国家。
尼克分析外国人不受欢迎，是因为来中国的都是商人，贪婪好财，无视家庭，是些抛弃了所有高尚情感的人。但是最后，尼克发现，这些中国人和他套近乎也是有目的的，他们居然请求他教会他们用铅和锡造币，船长们相信英国有能力把廉价的金属变成白银和金子。
越过老外的讪笑，回到马嘎尔尼访华的现场。
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对大清而言，本来是一个很好的了解英国的机会。但国力强盛的乾隆完全把英国人的来华当做了微不足道的小事。他要求朝臣所做的仅仅是：如此边远的外夷来访，你们不要失了天朝的体统和尊严。他多次下诏强调，礼仪要得体，不能轻慢，不能苟简，又不能过于隆重，在不阻挡其向慕之心和诚意的同时，也不要助长其骄矜之风。
“三跪九叩”的礼仪之争，现在还是中外史学界津津乐道的话题，和珅的机智更成为野史家书写的灵感之源。但令英国人不解之处在于，为什么康熙善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并可以让那么多传教士为他效力，而乾隆却把那些科学仪器视为“奇巧淫技”呢？
英国使者向乾隆行驶跪拜礼，显然是中国人所绘
乾隆朝的大将福安康甚至对英国人的火器表露出不屑一顾的态度，他是朝中唯一见识过火器力量之人。马嘎尔尼使团访华前夕，在反击尼泊尔入侵西藏时，福安康率领清军与有英国人参与武装的尼泊尔部队直接交战过。
一位军事爱好者分析说，马嘎尔尼卫队当时以密集队列方式进行的火器操演，实际上也折射出当时火器在装填速度和攻击威力上的不足。装备滑膛枪的步兵必须排成特定的纵深队形，才能保证火力的持续与打击效果，其有效射程和杀伤力此时可能还赶不上东方民族的强弓硬弩。
朝中重臣的看法能够影响到已经80岁的皇帝乾隆，我们往往忽视了这点。面对这些新发明，他们认为：“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面对那些英国专家，他们也一样困惑：“此项人等，既称官员，何以名列在天文、医生之后？”
马嘎尔尼等700多人一番劳苦，从天朝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看到大清日薄西山的一面，获得了更多关于中国的知识，这些都为英国后来入侵中国做足了准备。马嘎尔尼曾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他应该知道尼泊尔人的骁勇善战，从清朝对尼泊尔一战大获全胜来看，他对当时中国的军事实力还是有所敬畏。即便是后来的1840年鸦片战争投票，英国国会也仅以271对262票的微弱优势胜出。
浙江大学教授龚缨晏先生在《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一文中，梳理了清朝对英国从被动到主动的认识过程，有一点是一致的：对大清而言，英国人的数次访华，只不过是在朝贡国的名册下，多了一个名字而已。
到嘉庆年间，清朝政府开始注意到英国对中国的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官方文件中记录英国人强悍的事迹越来越多，吞并吕宋、单鹰、大小西洋……抵达中国的英国船只也明显增多，上缴的税钱也占了各国向清政府缴税总额的七八成。整个英国的形象从最初的恭顺变成了凶悍狡猾，许多极为丑诋的词汇轮番上阵。龚缨晏.鸦片战争前中国人对英国的认识
由此，他们更不屑于去了解英国，许多错误的观念，只有在战火里才能扭转过来。参加过中英谈判《南京条约》的黄恩彤说，昔日林则徐以为英国人离不开茶叶，其实他错了，英国嗜好茶叶不假，但只是嗜其味，并非以此为生。
美国人萨义德认为，18世纪中叶，东西方的认识出现了断裂。在英国人对东方的认识过程中，有着航海探险和地理大发现的大背景，也有贸易与战争的直接经验。但最为重要的是，18世纪中叶欧洲关于东方研究的知识被系统化，人种学、比较解剖学、语言学、历史地理学的大规模运用，加上小说家、传教士、诗人、翻译家、旅行家的文学作品宣传，传达了一幅令人着迷的东方图景，继而助长了殖民者的野心。
英国人认为，没有产生牛顿的东方是幼稚的、非理性的、愚昧的、堕落乃至不正常的，只有征服它，才能完成必要的改造。晚清不知道牛顿、工业革命，更不知道洛克的政治哲学经过孟德斯鸠的发展已经改造了英国，更缔造了一个拥有全新治理理念的美国。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候，怎么没有想到这些呢？
要说面对老外的机智，又有谁赶得上张德彝呢？晚清张德彝有一段非常漂亮的言论，显示了外交家的智慧，大长民族之气。
1871年5月，张德彝在出使法国的时候，有法国人问他，为什么中国把外国人称为“鬼子”，张德彝回答说，这其实是一个误会。中国一直叫外国人“桂子”，以前中国汉代通西方(西域)时，在“龟兹”得到了葡萄种子，所以国人对这个地方很熟悉。但老百姓不知道“龟”的正确发音是“qiū”，错误地读成了“guī”，“龟兹”也就变成了“桂子”(鬼子)。他们也不知道那里的人相貌服饰如何，以为来自西边的人就是“桂子”，所以听说你们是从西方来的时候，他们这样称呼你们也就不足为怪了。
之所以不称呼“俄罗斯”为“桂子”，是因为俄罗斯长期与中国打交道，来中国也穿中国人的服饰。就像今天中国人出门，会被当做日本人一样。
张德彝反问法国人，你们叫中国也不见得多好啊，什么“斋那”、“吉那”……中国四千年来，从未被其他国家如此叫过，你们的根据又是什么？
法国人听得惊呆了，又佩服得不行，鞠躬而退。
该文转载自《茶叶战争》第一章：1840年的茶叶战争，第一节中英对抗：三、英吉利与天朝上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