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战争》第一章：1840年的茶叶战争，第一节中英对抗：二、茶叶奇效与茶叶富国论。
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林则徐
林则徐在广州主持禁烟工作，一开始采用武力手段收缴，收效甚微。之后，他不得不采用了一种怀柔手段——给人家好处来换取鸦片。林则徐给通晓汉语的外商红绸二匹，黄酒二坛，让他回去劝说大家上缴鸦片。之后又给被封闭的外商馆送去吃的喝的。茶叶换鸦片一项，确切地说，就是每当鸦片商人缴纳一定数量的鸦片，清政府作为补偿，就配给一定数目的茶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外商的抗拒心理，让他们不至于血本无归。
1839年4月2日，林则徐等人向道光建议：念各夷人鸦片起空，无资置货，酌量加恩赏给茶叶，凡夷人名下缴出鸦片一箱者，酌赏茶叶五斤，以奖其恭顺畏法之心，而坚其改悔自新之念。如蒙恩准，所需茶叶十余万斤，应由臣等捐办，不敢开销。至夷人呈缴鸦片如此之多，事属创见，自应派委文武大员，将原箱解京验明，再行烧毁，以征实在。可以比较下有赏给和没有赏给的区别。
1839年4月1日，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等人到虎门布置收烟工作，带了许多标兵去壮声势，但效果不佳，仅仅收到了5箱鸦片。可是到了第二天，林则徐提出以茶叶换鸦片的政策后，收到了烟土1150箱。之后收缴鸦片工作顺利展开，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茶叶的奇效。
梁廷楠在《夷氛闻记》里的记载与上文有很大差异，说缴纳一箱鸦片给予50斤茶叶，这大约是坊间传闻误导所致。民间野史逸闻记载更加离奇：“向闻林文忠公烧西商鸦片烟土而不给价，故致启衅。近闻人言，彼时实以茶一箱，易烟一箱。而茶为胥吏所办，中多杂以砂石。既至欧洲，又以不能售，寄回。商人耗本无算，遂致激成衅端。”
茶叶质量姑且不论，但茶叶数量节节攀高，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茶叶补给政策的误传增大了外商的期待。那些上缴鸦片的外商得到的线报肯定是多渠道的，有林则徐通过洋商洋商，是中国人，他们负责办理中国与外国人的商务来往；夷商，是外国商人。透露的，也有其他小道消息。
林则徐这份奏折写出来送出去，等了一个月才得到道光同意的批复。但这种提前的私下承诺，具有风险性，后来琦善接替林则徐出任钦差大臣，做虎门销烟善后工作时，最先面对的就是英国商人索偿鸦片问题。
琦善给道光的奏折说：“林则徐示令缴烟时，节次谕文、批文内，均有‘奏请赏犒、凑请奖励’等字样，而其所赏何物，计值若干，均未指出。夷人唯利是图，其时颇存奢望，迨后每烟一箱，仅给茶叶五斤，其二万余箱之烟土，据前督臣林则徐节次陈奏，约需资本银一千数百万两。该夷所得，不及百分之一，而又欲勒具以后再贩鸦片，船货如官、人即正法之甘结，迄未遵依，此衅之所由起也。”事实上，这批烟价最后给了大半，也不关茶叶什么事了。
但用茶叶换鸦片的政策，最终让林则徐收缴到21306箱鸦片，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虎门销烟运动，这一阶段，可谓大获全胜。但后来义律拒签永不来华售鸦片的保证书，并拒收朝廷赏给的茶叶，为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给英国女王的信函，由林则徐、邓廷桢等人起草，里面谈到，英国尚禁鸦片，说明深知其害，为何要把这种害人的东西拿来流毒中国。中国与英国两百年的贸易，为英国贡献的都是有用有利之物。“况如茶叶大黄，外国所不可一日无也，中国若靳其利而不恤其害，则夷人何以为生?”中国之丝绸，是夷人之利润所在，其他的糖料、姜桂、绸缎、瓷器都是外国所需之物，但英国输入中国的，都是一些可有可无乃至有害之物，天良何在？林则徐请人翻译成英文，但这封信最终并没有送到英国女王手上。这封信在《澳门月报》发出来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百岁老人试新茶》，清代钱慧安绘中国茶叶博物馆藏
林则徐的这种质问口吻，到了民间就变得粗暴而直接。1841年，三元里人民在抗英斗争中发出的《精忠报国全粤义民谕唯夷橄》，有着林则徐致女皇书的影子。“汝虽有大呢羽毛，非我湖丝，焉能织就?虽有花边、鬼头，非我纹银、白铅，焉能铸成？其余各物，皆学我天朝法度。天朝茶叶、大黄各样药品，皆汝狗邦养命之物，我天朝若不发给，尔等性命何在?”
以茶制夷的共识，是建立在很广泛的基础上，不仅朝中权臣如此看，知识界和民间也如此认为。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美国人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里把这种流行思想再次描述了一遍：“在中国人心目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看法，认为，茶和大黄对于西方都是必需的东西，而只有中国可以供给茶和大部分的大黄。”接着他转引了一篇发表于1851年3月15日《北华捷报》上的文章，上面说：来自西方的外国人都天然爱好牛奶和奶油，耽于这种奢侈嗜好的结果造成了结便的毛病，这毛病只有靠大黄和茶才可洗他们的肠胃，恢复他们的精神；一旦把这些东西予以剥夺，他们便会马上病倒……如果我们停止了与夷人通商，他们的国家里边便会发生骚扰和混乱；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必须要我们的货物的第一个理由。《北华捷报》(NorthChinaHerald)是一份英文报纸，又名《华北先驱周报》或《先锋报》。是英国商人于1850年在上海英租界创办的上海第一份英文报刊，可以影响到英国政府和商人。报纸刊登过许多与茶叶有关的咨询，太平天国起义军占据江南一带后，英国人对东南地区的茶叶非常关注，一度担忧会因此失去茶叶。
英国人所喜好的红茶，源于福建武夷山。福州虽然是五口通商中开埠最晚的，1844年开埠，到1853年才有茶叶输出，但其后呈井喷之势。尤其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上海一带的茶叶贸易大部分都转到福州和厦门。
1854年，福建茶出口量达13万担，次年即增至26万担。根据1871—1873年的外贸统计，中国平均每年出口值为11000万元，其中茶叶出口值为5797万元，占52.7％。而福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价值占全国茶叶出口总值的35％~44％，福州港仅茶叶出口一项，就占全国出口总值的20％左右，成为中国港口的执牛耳者。
巴黎世博会中国馆，1848年，出自《伦敦新闻画报》
咸丰五年，闽浙总督王懿德等上奏皇帝，建议在福建设关收茶税，咸丰批复道：“闽省崇安等州县，为产茶盛旺之区，自闽省暂开海禁，运道便捷，各商赴闽愈多。所请附省扼要处所，及界连粤东、浙江等处，分设关卡，征收茶税，应请准其照办。专款存储，三月奏报一次。”《清实录·文宗显皇帝》卷161，咸丰五年，乙卯条。咸丰年间，福建茶饷几乎是一个专有名词，时常补国库之需。从道光到咸丰，经费(岁出)增长了一倍，从31500万两上升到65000万两，镇压太平天国、镇守台湾、收复伊犁、中法战争、甲午中日战争、镇压义和团运动，都需要钱。清政府只能在各地设立茶厘局，狂敛茶钱。最值得注意的是，海关税之前都是算作地方财政收入的，1854年，中国海关成立后，海关税才被纳入中央政府管理。厘局和海关有点类似今天的地方税务局和国家税务局。
李东沅在《论教传》里很有远见地说：“福州通商，意在武夷山茶……洋人所必需者中国之茶叶，而崇安所产尤该洋人所醉心，既得福州则可以渐达崇安。”也因此，福州茶区成为英国派遣植物猎人掠夺的重镇，茶叶盗贼福特·琼斯多次深入武夷山盗取茶树，并成功带走8位精通红茶的福建茶工，前往印度。茶叶故事也从这里开始有了惊天转折。
19世纪50年代，福建武夷山种茶面积迅速扩大，许多荒山被开发出来，达上千英亩的规模，这些茶都是外销。规模扩大，参与的人就会很多，这又带来了生产茶叶城镇的兴起。
1841年1月，得知英国要求开放宁波口岸，浙江巡抚刘韵珂上书说此举万万不可，浙江乃东南赋税重区，又是茶丝主产区，“蚕丝素为夷人所重，至茶叶则夷人更以之为命，是中华之所以能制外夷在此，而外夷之受制于中华亦在此。故粤东与夷人交易，茶叶为先”如果英国在此通商，一切物资就可就近取得，更会千方百计收购各种茶叶。
之前，朝廷不同意宁波开放的一个原因就是，如果外国人就近拿到他们所需物资，那么该物资就会相对低廉得多。茶叶从江浙运到广东，舟楫运费、关卡费用之类，都会增加茶叶成本，到外商手中时，就会贵很多。
道光对刘韵珂的朱批耐人寻味，他说：“此说何来，或浙省有鼓簧惑人者。”这个时候，道光或许对“以茶制夷”的主张产生了动摇。
五口通商后的福州
五口通商后，茶叶富国论随处可见。
1842年，江南司郎中汤鹏上书《海疆善后事宜三十条》，大谈茶叶可以富国。汤鹏认为，英国人“食必以苏合油，久则肠胃腻塞，非得中土之茶叶大黄，不能去恶；昼卧而脾缓，非得中土之茯苓不能治其病。又其洋呢洋布等物，非得中土之丝斤不能成其制”。他建议茶叶、大黄、茯苓、丝等物质，虽不能骤然加价，但可以逐年加价，两三年一番。这样一来，不到10年，英国人穷了，中国却走向富强之道。
五口通商把中国拉进世界贸易体系，上海也取代广州成为新的贸易大港。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认为，此时茶桑“并为富国之大原”。在《筹国用议》里，他说：“上海一口贸易，岁四五千万，而丝茶为大宗，彼以鸦片洋货相抵犹不足，必以银补之。设使彼有鸦片，我无丝茶，中国早不支矣。劝桑亦具前议。至茶宜于山石起巉，不能生他木之处。若推广种茶，其利不可胜计。”
洋务派干将丁日昌在《海防条议》里建议说：“丝茶二者中国大利之所归也，今仅浙闽数省种植得法，若能于地气不甚寒冷之省，一律劝植桑茶，多出一分之货，即可多增一分之税，洋人呢布皆从中国买丝棉而成之者也，往来越海洋十余万里，而犹有余息，若中国自行仿造耕织机器，则丝棉无自外求，深耕可尽地利，不惟百姓可免饥寒，而利权所入当益饶矣。”
现在大名鼎鼎的“祁门红茶”就是在茶叶富国的热潮中创办起来的品牌。创始人胡元龙是祁门南乡贵溪人。他18岁时辞弃把总官职，回到贵溪村的李村坞，在那里垦山种茶。起初，胡元龙生产绿茶，但当时绿茶外销不畅。1875年(光绪元年)，胡元龙在培桂山房筹建日顺茶厂，用自产茶叶，请宁州师傅舒基立按宁红经验试制红茶。经过不断改进，在1883年(光绪八年)，终于制成色、香、味、形俱佳的上等红茶，胡云龙也因此成为祁门红茶创始人之一。
红茶销路打开后，胡元龙建议村中百姓都参与红茶生产事业，当时贵溪村四周有5000余亩荒山，他带头垦荒，带动了一方茶叶经济的繁荣。像胡元龙这样以茶创业的，在晚清非常多。
清初全国的茶叶产量为235万担，到光绪年间增至450万担，其中有1/3是用于出口。嘉庆年间(1796—1820)，茶叶为政府财政收入的贡献仅为57万两。
从1867年到1894年，即便英国人大量输入鸦片，中国茶叶的出口额也能与进口额平衡。1880年到1894年，茶叶关税收入达到了5338.9万两，茶叶确实能为大清财政带来很好的收入。庄国土估计，从1700年到182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共输出53875032两白银到中国，从1700年到1840年间，从欧洲和美国运往中国的白银约17000万两。
1847年3月，英国议会设立了对华商业关系特别委员会，他们找了许多对华贸易的人作证言，以期寻找到出口中国的商品。但调查结果并不好，从1845年到1846年，英国输往中国的工业产品，与中国运往英国的茶相比，贸易逆差高达35%到40%，有些制造业者已经放弃了对华贸易。中国不需要英国的产品，但英国需要中国茶，并依靠它获利。
其中最大的特点是茶叶价格完全由中国来决定，茶叶在充当等价物的时候，也是以茶叶基价为准的。利物浦东印度公司中国协会议长威廉·尼可尔的证言说，英国的棉纱到了中国，是现货交易，即中国用茶来换棉纱，而不是先卖出再换现金购茶。仁记洋行的吉布证言，他遇到的中国人，会用茶叶换棉织品。英国人能决定料子的价格，但决定不了茶叶的价格，一切都以茶叶价格为基础。
从茶叶可以制夷到茶叶可以富国，可以看到晚清贸易思路的转变。从控制到贸易，从制裁到合作，从要死要活到大家都好过，已经折射出清廷的乏力，但这都建立在茶叶可控的基础之上。
在英国人大张旗鼓地在印度进行茶树种植实验之时，茶叶就不再是天朝独有之物。这份长期被寄予厚望的柔软物质，一旦走出国境，无形的茶叶长城也便顷刻间轰然倒塌。
面对印度茶、印度丝的竞争，国人应当更加勤勉。李东沅建议说：“既不能禁止通商，唯有自理商务，核其出入与之抗衡，以期互相抵兑而已。中国出洋之货，以丝茶为最大宗，今印度等处皆植桑茶，所出与中国相仿，洋人悉往购办。故年来中土之货未能畅销，后或此而失之中国之利源，不几竭乎？宜令地方官广劝农民，于山谷闲地种桑茶，勤加经理其缫丝；制茶之法，尤须刻意推求，如有胜于寻常者，优加奖赏，务使野无旷土农不失时，则出数愈多，其价可减酌为销售，用广招徕，将不特国课可增，而民财亦可阜矣。”
今人对晚清“以茶制夷”多有批评，乃至当做笑话，实不了解这一观念背后的历史原因。
到了1900年，光绪的状元策，有一道题考的就是茶之于大清的意义。开始都很简单，“茶税之征，起于唐代。其初税商钱，在于何时？独开茶税，在于何时？茶官之设，在于何时？税茶之法，其后增减若何？”其后的议论却不简单，说的是，茶对于国防来说，太重要了。“汉武帝北筑朔方，西戍乌垒，一时匈奴震慑，而中国亦为之虚耗。光武拒西域都护之请，徙幽并边人于塞下。虽不劳中国以勤四夷，而未免示弱。防边之道，果以何者为善。唐设安西北庭四镇，得控制之宜否？夫古者防惟在陆，今者防兼在海。溟渤万里。处处可通。果于何处设守，始克收陆詟水栗之效欤。夫典学以裕政原，固本以重疆索。理财以舒国用，设险以慎边防，胥制治保邦之要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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