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马克思《俄国的对华贸易》
十八世纪初清廷完成了对蒙古的实际控制，中俄政治和贸易的环境也发生了变化。清朝一直催促俄国尽快明确中俄北部边境的划界事宜，而俄国始终觊觎这块平原，一直采取拖延的策略。在清廷停止北京官方商业贸易，紧接着，于1722年进一步加大贸易制裁威慑压力，终止了库伦的贸易，逐出俄国商人后，俄方无奈之下于1725年8月派出全权大使来华就贸易和划界问题进行谈判，终于在1727年8月31日签订了《布连斯奇界约》，同时与4月1日在京确定的贸易十条合并为《恰克图条约》。1728年6月25日双方代表正式在恰克图签字换文。
同年八月底，俄国政府以最快速度完成了恰克图商业设施的建设。旅蒙商人（晋商为主）则在两年后，在俄国互市圈以南建立“木城”，华商自称为“买卖城”（今蒙古国阿尔丹布拉克）。1728年9月5日，四位中国商人与十位俄国商人在恰克图开启了第一笔交易，令世界侧目的茶叶之路贸易终于拉开了序幕。由于俄政府保护前往北京的国家商队贸易，俄国私商毛皮贸易处于禁止状态，在以货易货的年代中，商人几乎没有可以让中国人接受的易货物品，同时，俄国又禁止使用贵金属作为支付手段，恰克图贸易在这样背景下艰难起步，在开始的三十多年间贸易额缓慢地增长，直到官方北京贸易商队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恰克图贸易才开始快速地发展起来。随着茶叶作为主要的易货商品，“茶叶之路”以其宏伟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成就了恰克图“沙漠中的威尼斯”的美誉。
“茶叶之路”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陆路贸易通道，按照从福建武夷山到达俄国圣彼得堡全程计算，比古“丝绸之路”从长安到古罗马帝国还要遥远，从时间跨度和商品流通量而言，也许是人类历史陆路贸易最壮观最长距离的商品“长征”之路。知名度虽无“茶马古道”高，但所承载的茶叶等商品流通量及对远东贸易格局的影响，则是这些商路望尘莫及的。
从十九世纪中期前，以福建崇安县（今武夷山市）为源头，人挑肩扛跨越武夷山脉，从江西铅山转入水路，经汉水到达樊城改旱路使用骡马大车，行进至归化（今内蒙呼和浩特市），采用驼队的方式穿越漫漫沙漠和草原，一直到达清朝中俄边境的恰克图。
有人分析过茶叶之路的行程觉得不理解，舍近求远，认为人为增加运输成本。其实，可以说是无奈之中最佳的选择。大运河在清朝，除了允许运输前往蒙古的砖茶，只允许粮食和盐等重要国计民生物资，大运河是无法选择的。同样，当时清政府也禁止走海路，否则从武夷山沿闽江从福州走海路到天津，那是经济成本最低，也是速度最快的线路！
每年4-5月份晋商就从武夷山组织茶源，往北，继续往北，使用人类历史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经过3-6个月的跋涉，大量茶叶集中到达恰克图已是每年的10-11月。中俄商人易货结束了，除了少量供应西伯利亚地区的茶砖外，大量高档的红茶等茶叶开始横穿西伯利亚前往在下诺夫哥罗德市场销售，并运往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俄国商人通过恰克图水路和陆路进入贝加尔湖区，需要跨越叶尼塞河、鄂毕河和伏尔加河三大水系，俄商则使用狗拉雪橇、平底船、马队和大车等方式完成俄国境内的长途运输，时间长达六个月以上。许多必经河流必须使用纤夫，俄国著名画家列宾作品《伏尔加河上的纤夫》就是反映当时的运输状况，画作中的平底船，也许正运送着来自恰克图的中国茶叶。
俄国商人对待恰克图互市的态度是非常积极的，但是，由于俄国当时还是欧洲的贫困和落后封建农奴制国家，除了毛皮和皮革等为数不多的商品，并无什么可以与物产丰富的中国进行易货的东西。叶卡捷琳娜二世于1762年彻底终止北京商队后，恰克图贸易开始强势崛起。俄国政府理解与东方大国贸易的重要性，为了扩大国家税收收入，维持其欧洲西线频繁的领土扩张战争，稳定远东并从贸易中得到滋养是一个重大国策。
恰克图贸易只准以货易货，不适用货币、票据，绝对禁止赊买商品。对于破坏规则的商人将被诉诸法律，剥夺其贸易权利并驱逐出境。被交换的商品的价值，不是用货币表示，而是选择当时最常见的商品来表示。1800年以前，中国棉织品（中国布）就是交易单位，任何商品交换需要以中国布的价钱作为“中介”；1800年以后，这个交易单位就由茶叶来担任。
恰克图贸易开始时，旅蒙晋商主要是以棉布和丝织品作为易货物品，茶叶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的广州“一口通商”时代开始就迅速增长。北方陆路口岸的恰克图，中俄茶叶贸易由于高昂的运输成本、远离中俄两国的经济核心区和茶叶“奢侈品”的价格超过俄国大众消费能力等原因，严重地制约了茶叶贸易规模的扩大。1762-1785年间每年从恰克图输俄茶叶约3万普特，占恰克图贸易额的15%左右，茶叶已成为棉布之后位居第二的出口商品。
由于漫长的茶叶之路带来的昂贵的运输成本，华商尽量选择高档的茶叶，以保证交易的利润，这点区别于海路与英美等国的贸易，从恰克图开市以来的一百多年间，白毫茶（泛指质量较好、价格较高的叶茶）占到2/3的比重，1/3才是主要供应蒙古和西伯利亚的砖茶。这点与俄国前往北京的商队主要选择高档的毛皮是一个道理。俄国人购买砖茶必须是搭配着白毫，以确保高档茶的销售。中国人将最贵的好茶通过陆路卖给俄国人，将最便宜的粗茶在码头卖给英美等国，运费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
为了促进中俄贸易规模的扩大，俄国政府做了很多工作。1761年俄国明确海关加国内消费税，进口商品缴纳23%，出口为19%。同时，逐步撤销从恰克图到达欧俄通路的收费。1800年恰克图贸易调整税率，所确定的大部分商品的税额均低于1761年的税率。1812年又一次大幅度地调低了海关的茶税。另外，1743年，俄国颁布一项政府特别训令，限制从欧洲进口中国货。其后不断强化此项禁令，尽量避免从欧洲进口来自中国海上贸易的茶叶，哪怕价格比恰克图陆路贸易的便宜很多。
但是，从俄国商人眼中看待早期的恰克图贸易是很无奈的，甚至是很悲催的。
首先，从恰克图互市以来，其中1744-1792年几乎三分之一的时间，由于各种各样“鸡毛蒜皮”的原因，中俄贸易都处在中断状态。其中有三次较长的闭市，即1762-1768年，1778-1780年和1785-1792年，合计时间长达15年。1792年，仅在伊尔库茨克以商品形式积压的呆滞资本就高达400-500万卢布。
特别需要提到的是1792年2月19日中俄签订的《恰克图市约》，共五款，其中第一款不得不“奇文共赏”一下。一看就是乾隆爷的口气，“恰克图互市于中国初无利益，大皇帝普爱众生，不忍尔国小民困窘，又因尔萨那特衙门吁请，是以允行，若复失和，罔再希冀开市”。这那是签订市约，整个就是打发叫花子。尤其是最后一句话更显天朝气派，通俗地说就是“如果你再招惹老子不开心，以后就别想在恰克图做生意，喝你西北风去吧”。可是俄国刚发动完俄土战争（1787-1791年）和俄瑞战争（1788-1790年），元气大伤，倒也不计较市约里条款写的多难听，只要开市就谢天谢地。从1792年以后，恰克图倒也没有闭市过。
其次，俄国人发现与晋商进行易货时，晋商就如同一个有组织的“军事集团”，步调一致，俄国商人总是被各个击破，中国茶叶等商品始终保持着较高交换的价格。为了确保俄商的利益，十八世纪六十年代，俄国在恰克图组织了六个贸易公司。当时恰克图贸易状况就是俄国这六家“垄断”公司与晋商“垄断”集团的对决。哪怕是后来采用推举统一代表谈判，由12名代理商管理，其中6名俄国人，6名中国人，俄国“垄断”集团也处在下风。
1852年第22期《莫斯科新闻》在俄国首次披露，清廷曾下达给买卖城扎尔固齐（俄对清朝官员的称呼）的秘密指令，要求中国商人必须“每晚集合开会，各自将其意见报告扎尔固齐，经扎尔固齐汇总后，应于翌日晨分发给商人日票，其上注明何种俄国货应克制换取，何种本国货应扩大交易”。
从现今林林总总的晋商资料也可以看出，晋商的确在茶叶贸易中获得了超额利润。关于晋商贩茶的利润问题，学界上一直存在争议。以武夷山收茶价为成本价计，刨去经过简单的加工、包装、运输、人工成本等等，一般认为，能够保持200-300%的利润。晋商很早就明白“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的道理，因为他们始终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最后，俄国商人发现，他们是与中国的财团在进行商业战。坐在谈判桌对面的晋商，拥有他们无法想象的财富。行话说，一副生意需要三副本钱。中俄茶叶之路贸易，由于茶叶资金大、占用周期长，中小商人根本不可能参与。晋商凭借着强大的资金实力，牢牢控制着对俄贸易的主动权。俄商则普遍规模偏小，易货贸易不把中国茶变卖，连税都无法及时缴纳。晋商经常利用毛皮无法长期储存，俄商没有充足资本金囤货等实际情况，商业对抗中大占上风。
俄国人称：“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它通过自己的贸易活动将人民财富的宝贵而富有生机的汁液送到整个西伯利亚”。当然，俄国商人也通过易货贸易获得高额的利润，尽管有许多悲催之处，巨大的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因素，使得俄国在扩大中俄双边贸易上还是不遗余力地努力，毕竟赚钱要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