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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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是一首流传在安徽大地上的俗谚，形象地说明了千百年来徽人的生存状况：在安徽尤其是皖南地区，自古以来便因地窄人稠、缺乏耕地，民众只能向外部世界寻求生机。而早在东晋时代，徽人就已远赴异乡，搏击商场了，所以徽商与晋商、闽商一起，并称为中国最早的三大商帮，涌现出了许多叱宅风云的人物。最盛时，徽州商帮的势力极大，所经营的行业包罗万象，其中以盐、茶、木、典四业为最主要的行业，而茶叶贸易在明清时因为销量激升，成为了徽商经营的“巨业”。
徽州茶商的活动范围曾经非常大。据史料记载，清乾隆年间，徽人在北京开设的茶行为7家，茶商字号有166家，小茶店则达数千家；在汉口、九江、苏州、上海等长江流域的城市中，几乎到处都有徽州茶商的身影；而浙江乌青镇的茶叶店更几乎全是徽商开设。当时的徽商经营茶叶，有茶号、茶行、茶庄、茶栈等多种类型，“茶号”就是现在的茶叶精制厂，经营手段是从农民手中收购毛茶，进行精制后运销；“茶行”类似牙行，是为茶号提供中间商服务的行商，是茶业界的“掮客“；“茶庄”为茶叶零售商店，以经营内销茶为主，后期亦少量出售外销茶；“茶栈”一般设在外销口岸，如上海、广州等地，主要是向茶号贷放茶银，介绍茶号出卖茶叶，从中收取手续费。
最初时，徽商经销的茶叶主要是安徽省内的各种名优茶，如休宁的松萝茶、祁门的红茶、黄山的太平猴魁，歙县的漕溪茶和顶谷大方等，后来开始将触角伸向全国的茶叶。吃苦耐劳的徽商，外交活动能力极强，不仅精于买卖之道，更通晓人情世故，固守公平和诚信，所以生意越做越大。徽商有个很形象的外号叫“徽骆驼”，意指他们的勤勉与刻苦，那些“十三四岁，往外一丢”的徽州少年，被“丢”在北京、上海、杭州、苏州等城市后，大多习文从商，等学徒期一满，就自行开办实业，他们中大多数人，最后都成了茶商。茶号是季节性买卖，但是徽州的茶商可不会闲着，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兼营其它行业，或开钱庄、布店、南货店，或为木材、粮油等业的行商。一些中小规模的茶商，在茶季来临时，会将资金全部投入茶叶中，等到茶叶脱手，就在沪、杭等大城市采购各类商品回安徽贩卖，所以徽州茶商的经营，可以说相当灵活。
当徽商渐渐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时，这个群体已几乎“富可敌国”：清乾隆时，仅徽州盐商的总资本就可抵得上全国一年财政的总收入，在扬州一地，从事盐业的徽商资本就有近5000万两白银，而清朝最鼎盛时的国库存银不过7000万两；到了乾隆末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有巨额顺差，关税盈余是每年85万两白银，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垄断经营的茶叶位居第一。至此，徽州商帮已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无论从业人数还是运营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在晚清风雨飘摇的岁月里，徽商的胆识、勇气和眼界，都让当时的中国朝野上下，为之深深震动。
在众多的徽商之中，有一个人的名字，长期占据了中国近代史的一席独特之地，他，就是人称“红顶商人”的胡雪岩。胡雪岩本名胡光墉，1823年，他出生在安徽绩溪县十都湖里村，是家中的长子，他和他的三个弟弟月乔、秋槎、鹤年，幼年时受的所有教育都来自念过些书的乡绅父亲。在几个儿子当中，父亲对胡雪岩的寄望最大，但在他12岁那年就撒手人寰，留给他一个衰败的家。天资聪颖的胡雪岩，牢记父亲要自己振兴家业的嘱托，小小年纪就见识过人，因此才从一个在杭州钱庄里跑堂的业务员，一直成长为“国家买办”。成功后的胡雪岩，开设了众多钱庄、当铺和药铺，经营中药、丝绸和茶叶生意，一度操纵江浙商业，个人资产最高时突破3000万两白银。
因为和王有龄、左宗棠等大臣过从甚密，胡雪岩在政治上也有突出表现——他成为晚清第一的红顶商人，获赐黄马褂及一品顶戴花翎，连巡抚到胡家都得下轿，这在中国历史上可说极其罕有。可聪明一生的胡雪岩，发迹自官场，最终也败落于此，由于他不谙官理、刚愎自用、不懂变通成为了左宗棠与李鸿章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导致其经营的公济典当、茶叶商号、生丝厂铺、胡庆余堂等纷纷宣告破产，短短三年间，胡雪岩用三十多年积聚起来的巨额财富，化为了泡影。
晚年郁郁而终的胡雪岩，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想到的是青年时代，在杭州茶馆里与王有龄的相识，想到父亲对他“读书做生意可以，但是不能为官”的家训，他在黄昏中，咽下了自己杯中的最后一口茶水，溘然长逝。胡雪岩的一生，如一部厚重的茶书，到今天都给人带来启示。这个集荣辱成败于一身的企业家，是非功过且不提，他的身上，闪现的是传统儒家文化的光环，代表了中国平民阶层的极大智慧。
徽州江氏茶商，又是别样的故事，这个家族经商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明代中后期。江氏茶商的发祥地，在距老徽州府城（今歙县县城）15公里的古镇薛坑口，那里有个秀丽的山村叫芳坑，是江氏宗祠的所在地。清道光年间，江氏的当家人江有科和其子江文缵联手，开设了江祥泰茶号，他们就地采购茶叶，经加工制作后运往广州，转销外洋。由于当时的运输条件不理想，江氏的运销路线十分波折，一路下来不仅运费多，而且用时也很长，常常运一回茶需要花两个月的时间。所幸贩茶的利润非常丰厚，据资料推算，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江有科父子运销茶叶共308担，出售总值有10000余银元，除去8000多银元的成本，净盈利1500银元，利润率达17.5%。这样十几年下来，江氏积累起了家财万贯。
咸丰年间时，江氏因为太平军起义，导致其贩茶入粤之途被阻，生意大受影响。江有科无奈回到老家，却因受此打击在当年年底即病故。此后，江文缵把目标改往上海市场，但因为外商压价收茶，使他无利可图。同治元年（1862年），江文缵冒险押运茶叶外销，不幸途中发病，客死异乡，去世时年仅42岁。所以到了江文缵的独子江耀华这一代，江氏不仅茶叶生意被迫停顿，而且不得不靠变卖田园、抵押家产度日了。所幸的是，尽管少年的江耀华经历了家道中落的变故，但他冰雪聪明，而且因自幼受到潜移默化的商界教育，有难得的商业头脑。他从给人当佣工开始，重新白手起家，一点一滴又树立起了自己的商业王国。
曾经时，江耀华的茶号职工多达千余人，不仅有管号、茶司、司账、庄称、看拣、管锅、毛称架、打印、研靛、保夫、押帮、打杂、司厨等长期雇员，而且有抖筛、撼簸、拣茶、焙茶、风煽等大批临时工，从事收购、加工与运销一条龙业务。江耀华的茶号收购网点遍布安徽各地，各年视情况收购数量不同，多则20余万斤，少亦不下数万斤。与胡雪岩不同的是，江耀华精通茶叶的方方面面，曾撰写《做茶节略》一册，专论茶叶加工的技术与管理问题。由于他本身是茶叶行家，又善与朝中的李鸿章、洪钧、王文韶等达官贵人交往，所以江氏的茶叶营运，几乎处处都有方便之门，利润率高达35%，成为徽州茶商中的巨贾。
可惜的是，江氏茶号的经营，在民国初年陷入每况愈下的境地，而在民国十年（1921年）冬，江家又因为一场大火，使芳溪草堂的精华部分化为灰烬，显赫一时的芳坑江氏从此一蹶不振。而年逾七旬的江耀华，最终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走到了人生的终点，他一生辛勤劳作、从未稍歇，但是时代已经不再给他机会，他对茶的深情、期盼以及满腔抱负，都化作了芳坑村岁月深处，一缕淡淡惆怅的茶烟。
纵观中国近代史，其实有影响力的徽州茶商，远不止胡雪岩和芳坑江氏。屈指历数，大江南北有诸多的茶叶老字号，都是徽商所设：上海方面，程裕新茶号的创始人是程有相，汪裕泰茶庄的创始人是汪锡纯，他们都来自绩溪；而在北京，最著名的两家老字号吴裕泰和张一元，其创办者分别是歙县人吴锡卿和张文卿……这些充满智慧又能屈能伸的茶商，为安徽茶扬名世界作出了极大贡献，也为近代中国留下了一抹生机勃勃的亮色。他们的故事，至今仍被传扬，他们的思想，在一代又一代徽人的心中，延续并深化，成为安徽发展的地域精神。当时光越来越被时尚化的生活方式所占领时，我们回身却依旧可以看到历史的最深处，那些民族沉浮的时刻，因此有多少感慨，都化作风中一句：“古来茶人事，兴亡万朝春。”
（周滨，中国茶业新复兴计划项目组成员，《茶周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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