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滨
图：（网络图片）
在上海茶馆百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了许多让人无法忘怀的名字，他们或许是社会精英、文坛领袖，或许是影星名媛、红粉佳人，甚至有可能，他们是从社会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帮派大亨……一个个明亮鲜活的身影、一段段错综重叠的往事，共同勾勒出了最生动也最具力量的上海镜像。
1.最后的鲁迅
自1927年10月开始，鲁迅生命中最后十年的时间是在上海度过的，这个在中国文坛备受尊敬的斗士，大多数时候住在虹口区一条叫“景云里”的弄堂。他平时的活动就是和进步青年交流，因此也经常受到密探盯梢，后来不得已，在一条弄堂内就搬了两次家。在个人安全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鲁迅却经常去多伦路48号的恒丰茶庄喝茶，因为那里是进步人士经常光顾聚会的地方，包括茅盾、瞿秋白、柔石、丁玲等人，都曾在这里铿锵陈词。聚会过程中，鲁迅习惯端坐于茶桌一角，安静聆听大家的讲话，他的眉目之间透着少许凝重，带有一丝自嘲的高昂。而有时，鲁迅也会透过窗户，望向多伦路的幽静街道，心中涌起一种日暮乡关的思愁。
早前鲁迅写过《喝茶》一文。他说：“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这种清福在鲁迅到上海以后，已渐渐淡去，因为国家的内忧外患以及个人身体的病痛，鲁迅安静喝茶的时候越来越少。即便如此，当他看到日籍友人内山完造在其书店门口放置茶桶，供过路人喝茶解渴时，还是非常赞同，并多次资助茶叶，合作施茶之举。他甚至托人从家乡绍兴购买茶叶，亲自交给内山先生，内山后来写了一篇叫《便茶》的文章，详细记述了此事。
鲁迅一生去过很多城市的茶馆，但他最后的脚步却永远留在了上海：1936年10月19日凌晨，这个为中国和中国文学呐喊了一辈子的人，在上海大陆新村9号寓所的床上，脸稍朝内，永远停止了呼吸。从此，人们再不能看到那个清癯的身影，迈进多伦路48号的大门。
2.聚雅俞达夫
旧上海茶馆中以雅致而著称的，是画家俞达夫所办的“文明雅集”，它地处二马路（今九江路）口的小花园附近，是当时书画名家们吃茶聚会、谈书论画的场所。
俞达夫，本名俞礼，是大画家任伯年的入室弟子，在画花鸟方面自成一派。他从扬州老话“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中得到启发，在九江路“洗清池”浴室隔壁开了这家茶馆。因为茶馆内陈设雅致、窗明几净，四面墙挂满名家字画，一扫寻常茶馆浅陋粗俗的气氛，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前来。当时上海的一帮画家们，每当傍晚无事，就团坐于“文明雅集”，谈天说地、考古论今、互相取乐。特殊的文艺氛围，使得一些古董贩子，也带着手头的书画古玩、印章陶瓷，来这里兜售生意。另外，上海出名的灯谜社团“萍社”也常借此地举行活动，其在茶座间悬挂灯谜，并备文具用品以作奖品，供来此品茗的茶客消闲取乐，成为一时盛事。这期间涌现出的精彩灯谜，后来由进步书局编成了《春谜大观》出版。
文明雅集引起轰动的事还不止于此，后来它还举办过蜡像展览，在沪上引发人头攒动的盛迹，这足见俞达夫作为画家，却有出色的经营才能，这一点到现在都被人津津乐道。
3.醉茶郑逸梅
郑逸梅是苏州人，是当年上海滩著名的报人，因通晓文史掌故被称为“补白大王”。他一生通晓茶史、精于茶道，是一位品茗高手和茶艺专家。
孩提时的郑逸梅，经常跟祖父去南京路浙江路口的日升楼茶馆喝茶。每当泡好一壶茶，祖父就放松下来，和身边老友天南地北地闲聊，而满心好奇的郑逸梅就居高临下，看马路上人山人海，以及有轨电车穿街而过的盛况。福州路的青莲阁，也是郑逸梅常去的地方，它的原称是华总会茶园，青莲阁是后来改的名。据他回忆，鼎盛时的青莲阁“楼上卖茶楼下百戏杂呈，什么幻灯片、西洋镜、订弹子、珍禽异兽、高矮畸形人等，节目五花八门，供人参观，所以生意很盛。逢到春节，一般曲院中人，艳妆绮服，驾着马车绕行福州路一带，使得青莲阁几乎成为临时观望台，茶客尤为拥挤．”
作为报人，郑逸梅也喜欢去茶馆听书，因为那些民间艺人的表演，总能让他有新的发现和灵感。他在《茶馆酒店旧闻》中写当时的盛况，认为那时的书场以城隍庙的茶馆最为突出，如群玉楼、春风得意楼、四美轩等，而上海本地或外来的说书人，只要曾在柴行厅登台亮相，就会被听众认为见过大世面，也对其刮目相看了。
如今，郑逸梅一生的品茶心得，已尽收录在他的代表作《艺林散叶荟编》里，书中共有关于茶俗、茶具、茶联、茶诗以及品茶的奇闻轶事70余条，已成为中国茶文化史上的一笔可贵资料。
（周滨，中国茶业新复兴计划项目组成员，《茶周刊》记者）
来自“茶业复兴”微信公众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