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茶道》之探茶边疆
图文/周重林、胡皓明
不到西北访茶，何以完整表达中国茶？不到青海，何以知茶之深度与广度？
在这里，茶叶所缔造的奇迹俯首可拾。茶从茶马古道进入到千家万户，滋润着广大民众日常的饮食、交往、生计以及深藏于内心的信仰，渗透到炕上、集市、茶馆、书房以及佛堂的每个角落。
青海是茶叶消费的重要区域，从李唐政权与吐蕃王朝第一次在日月山下互市开始，这里便形成了一个国家层面的茶叶的传统——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通过茶来促进民族融合与疆土开拓。宋朝在西北设有专门负责管理茶叶贸易茶马司，明朝设专门的西宁茶马司统管西宁茶事，明代后蒙政权领袖俺答汗通过茶与黄教的结合而达成蒙、藏联盟，清代蒙古族则通过三次熬茶布施把满、蒙、藏三大族贯穿起来。
茶叶在华夏边疆的形成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3月下旬，南方的明前茶已经上市，春天的气息荡漾在唇边，而青海湖却依旧躺在冰水里。我们从昆明出发到西宁，需要带上的除了新茶，还有加厚的冲锋衣。从地理位置上看，从中国的西南角直线飞往到西北角，不过两个小时的旅程。但在历史与人类学家的解释里，青海的氐羌族群南迁至云南，前后要花去数以百年计的漫长时间。
在云南连续四年干旱的语境下，去探访中国大江大河的源头之地，也有着别样的意义。我们真的希望，茶水能泡出一个温润的世界。
刚到青海的第一天下午，青海民族大学的唐仲山教授为我们安排一个与茶有关的座谈会，周重林讲“茶马古道与民族、地域、国家的关系”，胡皓明讲“普洱茶与健康”，与会者约50人，有在校师生，还有当地开茶庄的老板以及媒体人。大家喝着普洱茶，说着与茶有关的历史与现实，总结下来就是，茶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产茶区与消费区正在茶杯里逐渐混同为一体。
之后，我们相继去考察了湟源的丹噶尔、青海湖、塔尔寺和哈拉库图尔城。
古道遗珠，丹噶尔
选择第一站前往湟源的丹噶尔古城，有地理位置上的近，也有着我们对茶叶的认识程度。30多年前，景谷边茶入湟源的故事，邹家驹写过《霉茶故事》，说的是一段普洱茶认知上的茶叶往事。
1979年5月，景谷茶厂生产的901批和905批边销紧茶，在由昆明发往青海湟源车站中转西藏的途中，离奇失踪了。
这是景谷茶厂由圆茶变方后的第一批“生砖”，滇茶入藏是49年后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边茶项目，从1953至1956年有二万余担滇茶经过丽江、德钦、畹町、缅甸、印度，以及经昆明、泸县、成都进入西藏。
铁路的通达后，从1957年起云南藏销茶即改由国内公路和铁路联运至甘肃武威车站交货，到1960年共安全调西藏紧茶8．53万担。1967年以来，云南调西藏的茶叶任务由年供1．96万担猛增到1973年的3．85万担。1979年青藏铁路西宁至湟源段已开通，于是滇茶开始走兰州转青藏铁路的湟源站交货。但因为到达目的有成昆线和贵昆线两条，发货人弄不清具体线路，上演茶叶失踪的事件。
几个月后，茶叶找到了，但同时也出了问题，抵达青海的这批砖茶不知为何发了黄色的霉斑。西藏茶界认为这是废品，要求退货，而云南茶界也如热锅上的蚂蚁，一筹莫展。之前，就因滇茶掺入大量野生茶，导致藏民饮后出现头晕腹痛等症状，已经被藏民抵制过。现在又来霉茶事件，加之刚刚粉碎“四人帮”，上纲上线的思维还广泛存在，茶叶问题很容易上升到政治问题。景谷茶厂厂长做好了等坐牢的准备。
但云南省茶叶公司并没有闲着，他们去青海、成都、北京，危机公关的同时也寻找霉变答案，甚至去请教了当时的茶界泰斗吴觉农先生。尽管有北京实验室证明发霉的茶没有问题，但西藏方面还是不买账，峰回路转，刚好有香港茶商到云南收茶，指定要云南发酵过的陈茶，他们喝了这批霉茶后，认为正是要他们需要的口味。于是这100多吨发霉的“废茶”变成了宝贝，贬义的“发霉”也变成了褒义的“陈化”或“发酵”。一百多吨“霉茶”的游历，也揭开当年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邹家驹先生评价说，“一百来吨75021普洱散茶，在周游中国西部地区、经历三年多是是非非和继续发酵修炼升华后，终于来到认识和欢迎它的地方，终于找到了它的最佳归属。这批茶，汤色透亮，滋味醇和，不苦不涩，是云南历年普洱茶出口品质最好的一批，到港后立刻被抢购一空，成为香港茶叶界的美谈。”
但普洱茶到底为何会在湟源发霉的原因始终没有找到，在普洱茶界流行讲仓储的今天，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普洱茶湟源仓的往事。在西宁的茶客交谈中，当地人说得最多也是，“我们这是西宁仓，你们尝尝看，与港仓有何区别？”
在西宁，茶店如今四处可见，福建茶、湖南茶、云南茶、浙江茶都有开有专门的店，曾经的茶马司管理机构成为历史。为我们做向导的王云浩，之前做饮料市场，卖过牛奶，现在专心事茶，他与唐仲山一样，希望在西宁这个辉煌的茶叶消费地，重新让茶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从西宁出来，到湟源不到1小时车程。
在多石少草木的青海，湟源峡谷绿树成荫是多么不可多得。唐教授甚至用了“森林”这两个词，这里有原始森林，多么令人欣慰。山上依稀可见的烽火台，诉说着这个“海藏咽喉”之地与众不同的身世，穿过一段没有路灯的幽暗峡谷，我们仿佛走进了历史。
历代政权之间的纠纷，到了湟源便结束地理上东西之争，瞬间转为南北分端。历史上，许多大人物从这里穿越而过，成就了令人千古敬仰的事业。文成公主从这里出塞，从此故乡成为想象之词，她的孤寂与牺牲，换来的是千年来汉藏之间络绎不绝的交往身影。无数不知名的平民为我们铺垫了唐蕃古道的通衢大道，并让它转型为茶马古道，容许我们可以从容地走过。
我们抵达的时间点，正好赶上这里春分前的“田社”，郊外有许多人在亲人坟前烧香祭祀，田野里四处可以见袅袅向上的青烟。在青海湟源这一带，田社上坟是最隆重的，一村人往往举族而出，与内地汉族的清明节祭祖一样。田社本是汉族节日，但今天的二十四节气上，已经找不到这个名词了。在青海，我们会多次被古风所震惊。
路上经常会遇到朝拜圣寺（塔尔寺）和圣湖（青海）的民众，以女子居多，有些人戴着口罩，手绑木板，身着宽大的藏袍，长跪下去，丝巾迎风飘舞。
不同的身影在这里重叠，历史在这里交汇。
在丹噶尔古城，为我们导游的不再是湟源地方史专家任玉贵，而是一位漂亮的女导游，她为我们发的宣传册上，丹噶尔古城的历史被高度浓缩为一段话：
丹噶尔，即藏语“东科尔”的蒙语音译，意为“白海螺”，地处黄河北岸，西海之滨，湟水源头，距西宁市40公里。黄土高原与青藏高原在这里结合，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在这里相交，唐蕃古道与丝绸南路在这里穿越，众多民族在这里集聚，素有“海藏咽喉”、“茶马商都”、“小北京”之美称。
2009年，我们拜访当地学者任玉贵、李国权时，获得了他们编著的数十万字大著《丹噶尔历史渊薮》，获益匪浅。李国权时任湟源宣传部部长，要全面总结一个地方的特色文化，需要像任玉贵这样的学者花掉数十年的时间，更需要李国权这样的官员花费更多的精力来找切入点。丹噶尔古城重新开放时，东方卫视的视频新闻标题为“青海丹噶尔古城开街，再现昔日茶马古道风貌”，在这个时代，媒体比政府更深谙传播，更懂得如何吸引眼球。
“茶马古道上的古城”似乎更贴近西部主题，2011年4月17日，由湟源县委参与的《藏客》亮相CCTV电影频道。茶马古道最先在云南学术界由茶马古道六君子木霁弘等人发起，六君子之一李旭著有《藏客：茶马古道马帮生涯》一书。随着2010年国家文物局在普洱召开“中华遗产，普洱论坛”，南北茶马古道研究再次贯穿起来。青海尚无藏客专著，令人遗憾。2013年1月17日，青海《西海都市报》刊发过李皓和赵新丽撰写的《最后的藏客》，采访了86岁的藏客毛鹏耀，谈到了茶马古道上的运输工具、贸易主体以及路线。藏客，特指那些入藏贸易的其他民族，而非藏族。
《丹噶尔古城游程路线图》则把古城景点和特色旅游产品巧妙地结合起来，对照提示，顺着导游的声音，沿着新铺的石板路，一路可见茶行、酒家、醋店、客栈、戏园、文庙、学校、博物馆、演艺厅……物品涉及茶叶、酒醋、皮毛、藏刀、玉石、披风、排灯、皮绣、牦牛角、牦牛肉、沙棘汁、酸奶……市井与茶香、书香融合在一起。导游告诉我们，过去比现在更繁华，许多东西只有在这里才卖得到，湖南人、山西人、陕西人、甘肃人、四川人、新疆人都来这里经商，这还不算什么，最厉害的是那些俄罗斯人、英国人、美国人，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歇脚做茶叶与皮毛生意。
外地人带来了远方的风土特产与文化，山西的醋、美国的钞票、湖南人的砖茶、英国人的手表、印度的布料、陕西人的秦腔。晚清，经历过九死一生的“湘西王”陈渠珍入丹噶尔境内，路途听到商人高唱秦声，“慷慨激昂，响彻云霄，即谚所称梆子腔也；余等久闻舌之音，忽听长城之调，不觉心旷神怡。乐能移性，信哉。”进入到丹噶尔，又是另一番情境，“沿途皆汉人，有屋宇，贸易，耕作。且时见乡塾，闻儿童咿唔读书声，顾而乐之，行两日，至丹噶尔厅，遂择旅店投宿焉。”
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看了一场民族时装秀，听了一场曲苑演唱“湟源花儿”，走的时候，我们买了他们刻录的碟片，10元一张。唱曲的大姐说，他们自制的碟子很受欢迎，来听“花儿”的听众都会买。我们笑着说，“名字动听，声音也动听，自然不愁销路”。好的时候，他们一天能卖出上百张。“花儿”是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等地的一种山歌，是当地人民口头文学，汉、藏、回、土、蒙古、撒拉、东乡、保安、裕固等民族都会唱。“花儿会”也是湟源的物资交流会，参与者甚多。青海卫视有一个选秀节目叫《花儿朵朵》，灵感源于此。
唐教授告诉我们，今天这些配套设置，有学习另一个茶马古道古城丽江的影子。因我们是外地人，觉得一切新鲜别致。这好比我们觉得纳西古乐并不怎么样，许多外地人到了丽江却赞口不绝。信息不对称和文化相异都是商业诱因，今天有人批评丽江过于商业化，但这些古城本来就是因为商业发达才繁荣起来，这似乎是一种悖论。从唐到晚清，丹噶尔及其周边区域，获得长久不衰的名声，不正是从日月山下的茶马互市开始么？
商业的力量是巨大的。
杨景升的《丹噶尔厅志》说，丹噶尔从明末开始，就商贾渐集，与蒙番贸易，因此这里有了世居民族，村落成型。自由贸易的兴趣，又吸引回族、撒拉族等其他民族到来，一些人本是旅行者，但嗅到商机后也定居下来。说真的，我们也有来这里开个客栈兼卖茶的冲动。道光、咸丰之际，这里迁来的回族、撒拉族人口多达千户。当时货物云集，每年进口价达20多万两，有“小北京”之称。1906年，输入到此地的茯砖茶有1万封，同时，洋布也大量进入到了这里。
青海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院长马成俊博士是撒拉族，他说自己祖辈也是从事茶叶贸易，他记得爷爷之前到四川松藩地区贩卖大路茶。撒拉族人口现在只有10多万，以前更少，但在明代，却拥有两面明廷发放的茶马贸易金牌信符。
松潘是明代四川五大茶马贸易地之一，在当代学者的研究中，从松潘到青海的茶路，被称为“西路”。从松潘出发、经过阿坝的若尔盖到甘南，从临夏、河州、岷县后转输入青海。“大路茶”因此得名，顾名思义，大路茶就是走大路运输的茶，相对大路的小道之茶则被称为“小路茶”。
丹噶尔地处汉藏交汇的咽喉之地，战时是兵家争夺之地，和平期则是汉藏之间贸易之地。丹噶尔来自藏语“东科尔”的蒙语音译，而“东科尔”这地名来源于“东科尔寺”，这里曾是东科寺的旧址。
大清顺治年间，东科尔寺因为有蒙古部落王公固始汗的支持，建寺规模和政治影响都巨大。东科儿活佛是驻京八大呼图克图之一，地位崇高。不过，东科尔的衰落，也与政治有关。雍正年间，蒙古王公罗卜藏丹津在日月山下集结青海蒙古诸部落反清，失败后东科寺也被清王朝摧毁，今天的东科尔寺是重建而来。经济与政治是左右地方兴衰的两大利器，自古如此。
清代《丹噶尔厅志》里说，东科尔寺“土地之广，田租之多，遍丹邑皆是也。”最鼎盛时期，东科寺占有土地一万三千公顷，包括现在了湟源县西南大部分土地及海晏、共和、贵德等一部分土地。
在我们考察的过程中，当地学者经常会谈到对丹噶尔发展有深远影响的两次贸易，即清代乾隆年间蒙古族准噶尔部落入藏的两次次熬茶布。丹噶尔是准噶人换取入藏物质的贸易地，在这两次贸易中，他们共获得了近20万两白银。
熬茶布施是指在藏传佛教寺庙通过熬茶行为发放布施，布施物中有日用物品和事佛物品，大头是银两发放，喇嘛则为布施者诵经祈福。《清代军机处满文熬茶档》整理出了大量一手档案，让我们得以一窥当年三大族之间通过熬茶布施这一佛事行为达成的联盟，带来了民间商贸的发达以及促进兄弟民族之间的交往。
从准噶尔的政治中心地伊犁抵达拉萨，路途非常遥远，熬茶布施是小团队出行，比不得大军作战有专业补给队伍，故熬茶使团吃喝拉撒进入大清境内就完全仰仗清廷。另一方面，准噶尔部落因为与清廷的连年会战，像肃州、河州这样传统的茶马互市之地时开时闭，经济上陷入困境，他们需要一个中间地带来完成贸易。所以，熬茶布施不仅仅是一场宗教活动，还是一场贸易活动，今天看起来，贸易的成分还要更大一些。
1741年的第一次熬茶布施，准噶人来了303人，其中喇嘛有20人。他们带来的贸易品有羊皮、狼皮、狐狸皮、沙狐皮、羚羊角、绿葡萄、瑙砂等等。这是双方第一次在丹噶尔交易，参照的价格以肃州为主，但因为这里当时并非主要贸易集散地，加上清廷招商力度不够，货物贸易前后居然用去了4个月。这次贸易共出售狼皮3600张，羊皮30500张，羚羊角、绿葡萄、瑙砂也销售大半，但细皮类价格高遇冷。这次贸易，准噶人所得银子有105，400两，双方对结果都不满意。
准噶人觉得清廷定价偏低，他们说两国为兴黄教，逸乐众生而和好，在肃州之地往来贸易都四五次，物价大家都熟悉，现在你要压价，我们不能接受。这些货物所得，也不是为我们自己，主要是为了赴藏好布施。但清廷以为准噶人生性狡诈，你是来熬茶，又不是来贸易，主次不分。双方互相争执，从夏天一直卖到秋天，错过入藏最好时机。第一次入藏熬茶计划就此夭折，准噶人准备打道回府，边臣震惊，因为好不容易得来的机会，将就此付诸东流。清廷为此也浪费了大量物力、财力和人力，乾隆不悦，下旨说：如果这是首领噶尔丹策零的主意，我将蔑视这个无信用之人。
贸易期间，熬茶也丹噶尔区域进行，东科尔寺，匝藏寺和塔尔寺都是他们的目标寺院，他们所请求的扎西车里寺，远在黄河边不说，还靠近蒙古游牧区域，被拒绝。今天看来，这场以宗教名义进行的贸易不过是一种试探，但为丹噶尔的贸易发展奠定了基础，这是丹噶尔之幸运。
第二次熬茶布施，抵达丹噶尔的人数还是303人。因为要筹备银两与哈达，故先有一半人员前来贸易。双方都吸取教训，这个贸易只用了1个月时间就完成。这一次并未带羚羊角、葡萄、瑙砂这些货物，只带了皮毛来，但量不少，有20万张，外加骆驼1800只，马2300匹，羊2800只。清廷也把西宁的商贾都邀请到丹噶尔贸易，并上调了贸易价格，这次成交额约78，000余两。在塔尔寺、东科寺等地熬茶布施后，他们踏上南下西藏之旅。在西藏境内各大小寺院熬茶布施，准噶人共花掉黄金436两，白银约166，708两，还不算那些布施出去的物品。而清廷为了保证熬茶布施的安全进行，动用了上万人参与，开销不低于70万两白银。
这两次熬茶贸易对丹噶尔的影响深远。尽管丹噶尔地处交通要道，但毕竟地处偏远之地，人口稀少，消费能力并不强。第一次贸易中，准噶人留下来的葡萄、羊角、瑙砂等，再售就遇到很大困难，又不是生活必需品，只好运往陕、甘两地贩卖，还是出现积货如山的窘状。贸易出现亏损，但也让许多人看到丹噶尔发展前景，第二次熬茶贸易后，贸易集散地更是让丹噶尔人口大增，乾隆九年，西宁主薄移至丹噶尔，丹噶尔一跃为商贸与政治中心地。经过数代发展，道光九年，清廷在这里设立丹噶尔厅。
《丹噶尔厅志》说，从兰州运来的茶，每年约万余封，大半销于“蒙番”，“每封现价二两，共银二万两”。筐所盛的为黄茶，砖茶则是川字号无封的。“番僧蒙番”之间，都是私下交易，官方很难查办。有许多砖茶，并没有直接兑换成银子，而是以物换物。
茶叶是硬通货，在这里是可以充当一般等价物。以茶换马的古老传统延续到近代，《青海茶叶》说，1937-1946年茯砖茶8封可以换马一匹，3封可以换羊毛1担，1封可以换大白羊皮7张，小白羊皮14张。有茶，可以换到任何你想换到的东西。这是对拥有茶者来说，牧民用青海盐、用皮毛同样可以换到他们需要的茶叶、面粉或其他物资。
现在我们把由茶传播、贸易与消费的所形成古道统称为茶马古道，并以遗产保护的形式保护起来，是因为古道见证了华夏大地各族人民为生活所作出的卓越贡献，它不应该在推土机的碾压下消亡殆尽。
一路上，人类发明的各种交通工具举目可见，我们驰骋在昔日的茶马古道上，西宁至格尔木的火车则从左边擦肩而过，不远处是通往青海湖的高速公路，飞机在上空轰鸣，湟水河则从这里一直往东奔流，途径青海的湟中、西宁，之后来到甘肃兰州，一头钻进黄河的怀里，洗涮了一片河湟谷地。
用具体的时间来描述这条古道，会显得仓促乏力。我们的意思是，在许多古道已经成为废墟，丧失活力后，用“1000多年以来”这样词语限定它，是否显得太轻描淡写？我们叫它茶马古道也好，叫它唐蕃古道也好，都不足以描述出其哪怕是最伟大或微不足道的一面。它存在的奇迹，恰恰在于它磨平、超越了时间，这导致了一种缓慢生长。无论是人、动物，还是火车、汽车、飞机，经过这里都是收敛、节制、缓慢的。
唐代文成公主入藏花费了3年的时间，清代乾隆大将福安康率领急行军入藏花了50天，晚晴湘西王陈渠珍也用了3年时间才从西藏跋涉到湟源，而当代修建青藏铁路整整用去了50年光阴。
然而，生活在一个快时代，昔年茶马古道上的慢，如今被一个叫“日新月异”的词语所取代。从西宁出发，可能连一个故事都没有听完，就抵达了新修复的丹噶尔古城。
丹噶尔2007年开始修复古城计划，2009年5月面向公众开放，2009年12月，我们因为考察西北境内的茶马古道，一路从西安、兰州、西宁披星赶月地奔赴至此。之后，在为国家文物局委托的项目《茶马古道文化线路研究》中，我们为丹噶尔浓重地描述一笔，下笔的核心是，“丹噶尔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
青海湖边的茶会
那一夜我摇动所有的经桶，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转山，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因为仓央嘉措，青海湖成为一个诗与情的圣地。近年来，这里已经举办过两次青海湖国际诗会。
在王云浩和唐教授的带领下，我们来到青海湖边的甲乙寺。习惯了即便是冬天也能看到漫山遍野都是绿叶红花的南方人，青海光秃秃的山确实给人留下荒凉印象。那些到过云南的青海人，说得最多的也是云南茂盛的草木。
从云贵高原滇池边到青藏高原青海湖畔，海拨平均上升了1000米，空气变得稀薄，紫外线也更加强烈，植物生长变得异常艰难。在这里，徒步慢走都是一件非常耗费体力的事情，但一路上遇到最多的人，还是朝拜磕长头的人。想起一位上师说，那些磕头朝拜的人，并非只是事佛。他们五体投地，拥抱大地、宇宙的每一个分子，体会来自泥土、空气与大地的每一分秘密。还有一层意思是说：他们用躯体覆盖飞扬和地面的浮尘，带给别人洁净。
人的选择，与所处环境有很大关系，慢慢形成了某种独特的习俗、风气与心灵。带着对大地、河流、草木与动物的理解的渴望我们来到了甲乙寺。甲乙寺最耀眼的建筑，是一尊高28米的未来佛像，在破乌云而洒落的余辉下，显得金碧辉煌，庄严神圣。当地人说，佛像铸成后，青海湖水大涨了一次，而上次涨水还是50年前的事情。佛像的身后，是隆堡赛庆神山，此时山中的河流已结冰，白皑皑一片,雪域高原满地祥和。
在寺院门口，笑意盎然的年轻活佛在此等候。扎巴活佛为我们戴上黄色的哈达，我们则把景谷茶厂生产的心脏形紧压沱茶送给他。他问，“这是班禅所喝的那种贡茶么？”我们点头。活佛握着沱茶的柄，又笑笑说，“是有点像蘑菇哦！”青海不容易喝到云南的普洱茶，这里主要是喝湖南的砖茶。唐教授说，青海一带，把沱茶称为“窝窝茶”，只有少量会抵达青海，也只是达官贵人和寺院高僧能够享用到。2009年，我们第一次青海之行，随身带着的沱茶远远比砖茶受欢迎，送给当地人，他们把玩一番后，都迅速装进外衣的贴身口袋。三年后，我们在唐教授家又看到昔日送出的茶，问他怎么不喝掉？见多识广的他居然喃喃道：“舍不得啊。”
普洱茶中“班禅沱”这个特有的称谓，源自为班禅特别制作的茶，其形类似心脏，更像破土而出的蘑菇，原料精细，制作上乘。1960年，新投入使用的景谷茶厂就专门负责生产宝焰牌紧压茶，靠手工和半机械加工为省里提供边销。那个年代，选什么都是中央决定，云南大叶种茶区以景谷茶样为收购标准样配发各地，为的是稳定藏区。在滇藏茶叶贸易中，选择这种奇怪的样子，是有原因的。普洱茶专家邹家驹解释说，其一，是为方便长途货运。先民们担心过久的运输时间不利于茶叶间的呼吸和透气，便在茶上做出手柄，使其留有缝隙，致其间通透。其二，好客的藏胞们视紧茶为珍礼相互馈赠。在敬献哈达时，又因紧茶带把儿，便于一手握住两个可同时敬献四个紧茶。这种蘑菇沱原本很少生产，1986年，在十世班禅的要求下，云南下关茶厂才又恢复生产了一批传统的心脏形紧茶。这批珍贵的茶目前存世不多，已经成为普洱茶界中的传奇之茶，但民间一直都有人在恢复生产。
互赠礼物后，扎巴活佛与我把我们领到屋内。待客的佛堂，早备下了饮食，酥油、羊肉、糌粑、曲拉、砖茶等。王云浩打趣说，他老远就闻到院内传出的手抓羊肉香味。而我们两个外地人，则是闻着茶香而来。藏传佛教的饮食，与汉地寺院迥异，这里并不忌荤食。
于是，效仿他们吃一回游牧风格饮食。先用刀子割开羊肉，大口咀嚼，这个适合，茶水就很管用。茶水喝到快接近杯底时，再往茶水碗里放点酥油，补上热茶，加入炒面，然后用手把面粉搅拌成湿润面团，送往嘴里，吃着吃着，又发现需要喝水。
是的，整个过程就是进食与喝茶的过程，没有蔬菜，没有水果，茶叶是唯一能令人想到绿色的食物。古代的青藏高原，比今天更难获取蔬菜与水果，茶就是他们获取绿色营养的唯一途径。也难怪藏民会说，“茶是血、茶是肉，茶是生命”。
活佛介绍说，甲乙寺1984年才创建，创建者叫岗日堪卓玛，意为“雪山空行母”，是位女活佛。寺院历史虽然并不悠久，但随着青海旅游业的升温，来青海湖的人都会到寺院造访。他感慨说，现在寺院已经不备有专门的茶房了，以前的储物房，茶叶储备超过70%，因为不易得。信众得到茶，来寺院的时候会进奉。“现代交通和通讯都发达了，茶叶容易得到，大家都没有了储藏观念，所以喝陈茶的人少了。”活佛说道，“还有一个原因，现在寺院人也少了，我们最多的时候才有40多人，平常不过10来个僧人，以前寺院是学习的地方，现在有专门的学校，人员分流了。”
在古代，具备储茶条件的，只有寺院、茶马司和大户人家。现在寺院储藏锐减，茶马司消失，看来只有在大户人家才能看到大量的储藏。
活佛为我们泡的茶，是湖南益阳的砖茶。茶放在一个大茶壶里，饮茶法与今天饭馆相同。
交通方式、沟通方式、教育方式、储藏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但人的味觉却似乎一直不变，尽管出现了许多茶的可替代品，但对于青海一带民众而言，喝砖茶的习惯是丢弃不掉的。
说到云南茶与湖南茶的区别，活佛有自己的见解。“除了地理上阻隔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普洱茶性凉，我们喝了胃寒，湖南砖茶则温和得多。”我们听到这里，本想插嘴说，云南也有熟茶。但活佛接着说的话，更好地解释了砖茶的流行原因：“再有嘛，就是砖茶形态上看起来大啊，很受用，很少的钱买一大块，划算。也符合游牧民族的性格，大碗喝酒，大口吃肉。”
我们在青海的问茶中，云南茶与湖南茶的性价比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同样是边销茶，因为用料和地理上的远近，价差很大。青海的一位税务部门官员说，1982年，他还在牧区工作期间，一个月工资是72元，3斤重的湖南茶卖2.5元，够一家人喝2个月。但云南沱茶，一个250克的却要5毛钱，同样重量的茶，贵了5毛，喝起来不划算。“二三十年前，云南茶还很少，我们接触到的云南茶，都是仓库积压下来的，还是降价过的，要是新茶，估计更贵。现在普洱茶陈茶热了，回头想才知道当时是多么珍贵的茶，我们却拿来泡在水壶里喝。那个时候，有点地位的人，都受龙井茶的影响，都以为茶要喝新的才好。”
新与旧，考量的是时间。快与慢，根究是态度。青海保留了慢，保留了在一线城市看不到那种过去的时光，他们的心灵贴近大地，神明就在上空。
（摘自《海峡茶道》，2013年5期，淘宝秋月堂有售http://ljqyt.taobao.com）
中国茶业新复兴计划为茶业公益项目，旨在寻找当下中国茶业发展的动力，为茶产业贡献思想，传播和普及茶业知识，拉动茶业相关消费，带来以茶为主体的传统中国符号以及生活方式的复兴。
历史回顾著作《茶叶战争》已经第三次印刷，《茶叶秘密》、《茶与酒，双生花》、《茶马古道风情录》将于2013年6月出版。
尚有《茶叶长城》、《茶叶力量》、以及MBOOK《茶》等等。
项目发起人为周重林、太俊林，欢迎加入中国茶业复兴计划。邮件：zhuizizhou@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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