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茶叶与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推动了日本茶道的产生与发展。
中国的茶与茶文化以浙江为主要通道、以佛教为传播途径传入日本。自唐代至元代，日本使节和学问僧纷纷来到浙江的佛教圣地修行求学，在回国时，还将茶的种植知识、煮泡技艺以及中国传统的茶道精神带到了日本，使茶道在日本发扬光大。
在这些使节和学问僧中，与茶文化的传播有着直接关系的是最澄。在最澄之前，天台山与天台宗僧人也多有赴日传教者，如天宝十二年（753年）的鉴真等，他们带去的不仅是天台派的教义，也有科学技术和生活习俗，其中就包括饮茶之道。
后来，茶叶逐渐成为日本宫廷之物，深受皇室喜爱，并逐步向民间普及。
在中国茶道外传的重要时期——南宋，日本学问僧荣西曾两次来华。荣西回国时除带了天台新章疏30余部60卷外，还带了茶种，回国后将茶种种在了寺院中，并大力宣传禅宗和茶饮。此外，荣西还研究了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并写出了日本第一部饮茶专著——《吃茶养生记》。自此日本饮茶之风迅速盛行开来，荣西也因此被尊为日本的“茶祖”。
中国的茶文化在日本广泛传播，中国的精品茶具——青瓷茶碗、天目茶碗也于此时由浙江传入了日本。天目茶碗对日本茶道影响深远，日本自饮茶之初至开创礼茶的东山时代，所用茶具均为天目茶碗。15世纪时，日本著名禅师一休大师的弟子、被后世尊为日本茶道始祖的村田珠光首创了“半草庵茶”，他倡导顺应天然、真实质朴的“草庵茶风”。村田珠光认为茶道的本质应在于清心寡欲，将茶道之“享受”转化为“节欲”，体现了陶冶身心、涵养德性的禅道核心。
作为日本茶道创始人之一的武野绍鸥对日本茶道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他传承村田珠光的理论，并结合自己对茶道的认识将其拓展，开创了“武野风格”。其理念指：邀三五知己，坐于简捷明亮的茶室之中，以至诚之心对待彼此，共同在茶的醇香缭绕之中忘却世间俗世，以达到物我两忘的超脱境界。
16世纪，绍鸥的弟子，被人们称为“茶道天才”的千利休，将以禅道为中心的佗茶发展为以“平等互惠”理念为核心的利休茶道，并使其成为大众化的新茶道。他将日本茶道的宗旨总结为“和、敬、清、寂”。“和”以行之；“敬”以为质；“清”以居之；“寂”以养志。至此，日本茶道初具规模。与此同时，日本茶道还深化、发展了唐宋“茶宴”与“斗茶”的文化内涵。
公元5世纪南北朝时期，我国茶文化在日本发扬光大的同时也开始被陆续传播至东南亚邻国。
越南与我国接壤。东汉末年，佛教传入越南，并于10世纪被尊为国教。我国茶叶传入越南的时间最迟不晚于这一时期。越南种植茶叶的历史悠久，于19世纪开始大规模地种植、经营茶叶。随后，越南引进南亚的茶种与制茶的技术设备，使得茶叶的生产与贸易发展迅速。1684年，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从我国取茶籽试种，随后，又分别引入日本、阿萨姆（印度）茶籽试种。通过各方努力，印度茶文化发展至19世纪后叶已达“印度茶之名，充噪于世”的程度。斯里兰卡于17世纪引入我国茶籽，1780年试种，1824年后，又大量引入我国茶籽及印度茶籽进行扩种，并聘请专业技术人员予以指导。
唐代，我国茶叶传播至西亚阿拉伯地区，从此正式进入阿拉伯国家。据《新唐书·隐逸列传·陆羽传》记载：“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其后尚茶成风，时回纥入朝，始驱马市茶。”回纥人用马来交换茶叶，在供自己饮用的同时，又将部分茶叶贩卖至阿拉伯国家及土耳其，从中获取暴利。西亚的土耳其于1888年开始进行茶叶种植，先从日本引入茶籽试种，后又从格鲁吉亚引入茶籽种植。经过分批开发、种市后，其茶业规模逐渐成形并不断向前发展。（茶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