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一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化，这个民族就不复存在。对于多民族聚居的贵州而言，民族文化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然而，在当下的贵州，与风生水起的西江苗寨、下纳灰村的乡村民俗旅游相比，不少地方的民族民间文化仍然是静态的、凝固的，甚至一些民族民间文化在现代化的冲击中濒临消亡，或者只能“进”博物馆，成为一个存活在人们记忆里的标签，有的甚至成了“死”文化。这样的民族文化，要想有大的发展，实在是难。
位于贵州省兴义市的下纳灰村依托于万峰林景区，把布依族文化的传承发展与当地的乡村旅游结合起来，如今已成为贵州省著名的乡村旅游景点。这个村子变化和致富的秘密里，有一条叫：“民族文化，繁荣昌盛”。西江千户苗寨的情况，大家就更是耳熟能详。在西江，国家级民族银饰工艺大师李光雄，一年的营业额就超过300万元。
试想一下，如果这些民族文化不能与当地的乡村旅游结合起来，那么，在急剧变化的当下，还能发展得起来么？答案大多是否定的。一个没有载体的文化，就像没有根的浮萍，只能在随波逐流中自生自灭。
按照专家的说法，原生态是在自然状态下生存下来的东西。一个民族的骨子里或多或少都会带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习俗与生存态度，它会长久地根植并存在于民族成员的血液当中。下纳灰村的布依族八音坐唱、西江苗寨的民族银饰等，都是这些村落的各族百姓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衍生出的一种文化活动，无疑都是原生态文化中的精品。
但是，如果这些“精品”不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当地经济社会变革中的积极因素，而只是进了当地的“博物馆”，不能活态传承，那么，这些“精品”难以发展。
当然，对于像西江苗寨这样的少数民族村寨，由于商业开发而导致的一系列问题，包括村民和开发商之间的利益博弈、民族民间文化受到商业冲击后的变异传承和发展等问题，是当下学界争论的焦点。但不可否认，这样的争论对于民族文化活态传承和发展是利大于弊的。
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曾高声疾呼：“现在中国的古村落保护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10年里，我们少了90万个村落，你们在城市里生活没想到吧？一天几乎少300个村落。”在当下的贵州，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加快，农耕文明时代遗存的少数民族聚居村落，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挑战。纯粹意义上的乡村文化保护已不可能，势必与有效利用和开发联系在一起。
就云南来说，凡是与民族文化和旅游市场密切相关的项目都赢得了广阔的生存空间。比如云南大理新华村高度发达的制银手艺，就得益于当地旅游业的带动，每户人家平均年收入高达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元，所以，根本不用担心银作技艺的传承；濒临灭绝的东巴造纸和傣族造纸术也在新的历史机遇中找到了充足的发展空间，前者已经在丽江古城中作为一种工艺品获得了一席之地，后者则通过蓬勃兴起的普洱茶产业，成为包裹茶饼最好的材料。
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民族民间文化都要走市场化的路子，都要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因为，并不是所有的民族民间文化都像西江苗寨、下纳灰村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有的民族传统艺术流传区域狭小，有的工艺复杂、造价高昂，有的曲高和寡。另外，对于发展势头良好、率先进入产业化阶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需要注意因过度商业化而导致传统技艺变质和流失的问题。
来源：中国民族报
文/杜再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