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是中华民族长盛不衰的魂脉，是中华文明绵延千年的灵魂。因此，温家宝总理将“非遗”称为“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象征”、“民族精神的结晶”。作为“非遗”项目的代表，制茶技艺是华夏先民在漫长悠远的岁月中勤劳智慧的结晶，是国饮香飘千年、香闻世界的根基。
2006年6月2日，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同德化瓷烧制技艺、宜兴紫砂陶制作技艺等89项传统手工技艺共同“金榜题名”于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下简称《名录》)上，是首个入围国家级“非遗”名录的茶(凉茶是非茶之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茶)。从此，拥有双“世遗”的武夷山，又多了张“非遗”的新名片。在《名录》出炉的当年，“非遗”一词就蹿红网络，成为网络热门词语之一。同时，在政府、媒体、学者和企业等各方的推波助澜下，这种“热”也从“线上”波及到“线下”，各地风风火火地开展“非遗”项目发掘与申报工作。因而，在2008年6月14日公布的第二批《名录》中，西湖龙井、铁观音、祁门红茶、大益茶等几乎涵盖六大茶类的13只名茶制作技艺一举入围，较之首批武夷岩茶的“孤芳自赏”，大有“井喷”之势。继之，福鼎白茶与安吉白茶鼓其余波，列入第三批《名录》的推荐项目。此外，列入全国各级行政区划“非遗”保护名录的制茶技艺更是数不胜数，“申遗”热还在持续升温。
有学者认为：“非遗”不啻为国人的文化寻根寻源之举，是对灿烂文明的追忆。“非遗”热的出现，则反映了正处于经济发展快车道上的当代中国社会“文化自觉”的抬头。然而，在这此起彼伏的“申遗”热潮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如过度开发、商业味过浓等问题。同时，来自业界内外的质疑声也不绝于耳……针对种种不同的观点，本期的“观茶论”则为读者全方位解读中国茶界的这股“申遗”热。
制茶技艺何以榜上有名?
中国人植茶、制茶、饮茶历史上千年，茶叶在历史上长期是连接中国与东西方世界最重要的贸易产品和文化纽带。可以说，茶不仅彰显着特定的历史、区域或族群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结晶，甚至成为了中华文明的重要象征。因此，承认茶在中华民族文化史的重要地位，保护中国茶传统制作工艺，意义非凡。
至于如何承认和保护?“非遗”便是途径之一。近年来茶业发展迅猛，为了提升茶叶的生产效率和满足市场需求，越来越多的茶企使用机械制茶，久而久之传统的制茶技艺开始被人遗忘甚至濒临消失。申报“非遗”是把那些有价值、有文化背景和历史沉淀的制茶工艺记录和保护起来，由此引起各界人士的关注和重视，期待传统文化的回归。
大红袍
武夷山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地、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全国茶文化艺术之乡，拥有适宜茶叶生长的气候、土壤和自然环境。武夷岩茶(大红袍)为国家原产地域保护产品，分布在武夷山市的10个乡镇，面积达10万亩。其传统制作技艺及习俗主要分布在星村、兴田、洋庄、吴屯等乡镇。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工艺流程共有10道工序，即采摘、萎凋、做青、双炒双揉、初焙、扬簸晾索以及拣剔、复焙、团包和补火等。武夷岩茶(大红袍)既有绿茶的清香、红茶的甘醇，又独具“岩骨花香”的乌龙茶神韵。
大红袍的传统制作技艺萌芽于16世纪，茶农在漫长的制茶过程中总结创造出独特的手工制作工艺，全凭人工实践经验、现场感觉来进行手工操作，是现代机械无法完整替代的。大红袍属于半发酵茶，与其他茶类相比，制作工艺更加繁杂，每道工序对茶的品质都有重要的影响，因此需要特别讲究。
大红袍手工制茶技艺的非物质文化内涵，重点在于其不可复制性，如“看青做青，看天做青”、“两晒两晾”、“低温久烘”等，这些技艺依赖于大红袍独特的生长环境与原料的地域性，与武夷山脉地理地貌、以及特殊的土性是分不开的，在武夷山区域外无法应用。
在武夷山，从事茶叶生产制作的人口约有4万，其中，栽种制作“大红袍”的只占到百分之六七，大约不到3000人。而且大红袍传统制作技艺的传承，需要长年累月经验的积累和几十年如一日的恒心，年轻人大都不愿尝试。现在传统大红袍的一线制茶工人多在60岁上下，面临着断代的危险，这也是大红袍制作技艺能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原因之一。
大益茶
大益茶的制作工艺独特之处在于：勐海茶厂每年都要采购大量毛茶，然后储存起来，一两年后再使用。尽管这么做对企业的资金积压很大，但用陈年毛料制作普洱茶，品质能得到很好的保证。勐海茶厂对毛料的选择相当严格，仓库里的茶叶按200多个级别堆放的，每个茶山的茶叶按10级分级堆放，10个茶山的茶就要分1D0堆，而且详细记录了茶叶的信息，便于日后查找。
除此之外，大益的发酵工艺也是一绝。这除了和勐海当地的气候条件有关，更重要的原因是，经过几十年的沉淀，茶厂酵池的微生物组成已近乎完美，经验丰富的发酵师根据不同地区、不同季节、不同级别的茶叶进行控湿控温，有效适时地翻堆、解块，恰到好处地掌握发酵的熟度。
另外，拼配也是大益的成功之处。每个单一茶青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而根据各个茶叶品种的特点进行合理的组合，取长补短，可以弥补单一茶青滋味变化不够丰富的问题，而且有效地将各个茶叶品种的优点尽情展示出来。
普洱贡茶
清雍正七年(1729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在普洱府宁洱县建立了贡茶茶厂，采摘普洱困鹿山皇家茶园中的女儿茶，制成团茶、散茶和茶膏，敬贡朝廷。史料记载：普洱茶成团，有大中小3种。大者一团5斤，如人头式，称人头茶，每年入贡，民间不易得也。普洱金瓜贡茶，是现存的陈年普洱茶中的绝品，被称之为“普洱茶太上皇”。现今真品仅有两沱，分别保存于杭州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与北京故宫博物院。
制人头贡茶的茶叶，据传均由未婚少女采摘，且都是一级的芽茶。采下的芽茶一般先放之于少女怀中，积到一定数量，才取出放到竹篓里。这种芽茶，经长期存放，会转变成金黄色。所以人头贡茶亦称“金瓜贡茶”或“金瓜人头贡茶”。
普洱贡茶因为独特的原料优势和制作技术，一直保持着独立的制作形式，现代的普洱贡茶的制作技艺其实是中断后重新恢复和创新的。1840年之后，由于历史原因，贡茶的制作就已经渐渐隐退在历史的硝烟中。至今，作为进献的贡茶已经不再制作，而现在坊间传闻的贡茶制作技艺，是经过后人改良的。
普洱茶的制作，约定俗成为相对固定的4个程式，分别是祭祀茶神、原料采选、杀青揉晒、蒸压成形。普洱贡茶的第八代传人李兴昌是掌握贡茶制作技艺的极少数人之一，尽管他已经收了几个徒弟，但李兴昌仍然希望儿子能够把自己的独门手艺传承下去。李兴昌坦言：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不应只着眼于获得名号本身，其意义更应该落实在抢救和保护上。
千两茶
“千两茶”，即花卷茶，历史上是安化边江刘姓家庭不外传的神秘产品，是安化独有的历史传统产品，也是中
国茶文化的宝贵遗产，被誉为“世界茶王”。
据史料记载：千两茶最早出现在清道光年间，至今已有180多年的历史。其制作工艺独特，系纯手工制作。采用新鲜篾片制成花格篾篓箍严，包装与成型同步进行，前后有30多道工序，只有得先人真传，技艺精湛的踩制师傅才能主持制作。通常由一班身强力壮的男子进行踩制，配上粗犷有力的调子，只进不退、只紧不松，有“千两茶浸水七年茶心不湿”之说。产品成型后，需置于凉架上，经夏秋季节49天左右的日晒夜露，自然发酵、干燥，吸天地之精华、集日月之雨露，历时越久，品质更佳。
“非遗”背后的那些事儿
自从制茶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那些“传承人”、“纯手工”、“传统工艺”等字眼频繁走进人们的视线，越来越多的传统制茶技艺正在逐步走向回归。
事物总是有两面性，也有人对制茶技艺印上“非遗”名片提出质疑，更是对跟风进行后续申报的行为进行批驳。而“商品”和“非遗”之间又该如何平衡?看来，“非遗”、“申遗”的背后还有很多事儿……
传统制茶技艺正在回归
2010年8月，福州市农业局为了找寻福州茉莉花茶的传承人，呼唤传统花茶制茶工艺的回归，特别策划主办了一场福州茉莉花茶工艺传承大赛。茉莉花茶属于福州当地的传统茶类，大多数老福州人的成长记忆中都充满着茉莉花茶的馨香。大赛的消息一公布，马上引起广泛的关注，不仅关注大赛的结果，更重要的是重新拾起这门老祖宗流传下来的手艺，让当地人感到欣喜和感动。
来报名参加比赛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在茶厂工作过的老茶师，也有是从小看着父辈做茶长大，耳濡目染了制茶手艺，抱着一份参与和见证的心情参赛。在报名现场，有一位名叫陈光富的茶师已经从事茉莉花茶制作20多年了，他告诉记者，一直希望能把自己的这门手艺传承下去，发扬光大。他还特别透露了他的杀手锏，“我擅长害花，这也是多年工作的经验积累。什么时间的花，什么样的茶坯，决定下多大的花量；单害还是连害，也决定下花量的不同和起花的方法和时间。我学做茶那会儿，厂里的条件好，已经有机器了，当时只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老师傅还用纯手工的做法在做。机器和传统手工做出来的茶在口感和香气上有挺大的差距，要做精品茶还是需要手工，手工做出来的茉莉花茶才有其特有的冰糖香。”国家茶叶质检中心名誉主任骆少君在赛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福州茉莉花茶界不乏人才，这次选出来的6位传统工艺传承大师就是制作福州茉莉花茶的状元。我一直都说不只是茶，中国的很多传统手工都要传承下去，不能断掉，所有从事这些行业的能工巧匠都应该得到尊重。福州茉莉花茶曾经很辉煌，现在能恢复到这样的水平实属不易，我为此感到高兴。”
“福州茉莉花茶，历史上曾名噪一时，如今它却濒临着制作技艺失传和制茶技术人才断层的危险。我们举办这个活动，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有着千年历史的福州茉莉花茶制作工艺得到有效地保护并传承下去。福州市农业局有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是说。据介绍，福州茉莉花茶制作工艺与目前国内其它地方的茶制作工艺迥异。根据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工艺要求，窨制花茶需要“四害一提”以上，高档的福州茉莉花茶要经过“六窨一提”甚至“九害一提”后才可出厂。如此复杂的工艺掌握起来难度相当大。此前陈师傅提到的冰糖香也是作为福州茉莉花茶特征和品质的评判标准。目前，福州茉莉花茶传统制作工艺已被列入市级‘非遗’名录，相关方面正组织力量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争取将它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
茶王赛也是茶师技艺较量的比赛。顶级好茶非机械之力所能成就，必须凭借茶师们实实在在的手上工夫。第八届中国(福州)安溪铁观音茶王赛结束后第二天，记者约见了茶王赛的组织者、福州市泉州商会安溪茶叶分会秘书长王桂林先生。落坐后，王先生拿两款茶叶供我们品尝，其中一款是莲苑茶叶公司的茶，这茶在茶王赛上过五关斩六将获得韵香组别的冠军；另一款则是普通的市价200元／斤的铁观音茶。品尝过之后，无论从外形、香气、滋味上的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王桂林介绍说：安溪铁观音的制作技艺积淀了茶农几百年的智慧，无法完全用现代机械模式套用。顶尖的好茶一定需要从传统工艺上去把握每一个细节。
好的铁观音茶要有明显的兰花香，且汤水柔顺，回甘持久，有喉韵。我手中的这款冠军茶是参赛者寄来的茶样，不予定价，专门赠人品评，如果要定价也要上万元1斤吧。导致如此悬殊的价格差异，虽有茶树生长环境自身的影响，后期加工却是最主要的因素。
莲苑茶业有一位姓高的师傅是炭焙茶的高手，此次的茶王正是出自这位高师傅之手。今年约莫50岁、貌不惊人的高师傅出生于安溪制茶世家，自小与茶打交道，拥有30多年的炭焙经验。他将炭焙繁杂的工序概括为“玩火”和“闻味”两个环节。简单地说，就是从茶的味道判断出焙茶时间的长短和火势的大小。炭焙要常翻拌，至于如何掌握翻的时间，全靠高师傅一张鼻子。据莲苑茶叶公司的技术总监张先生介绍说：
“炭焙不仅耗时费力，又需专业性和经验，是一种不容易控制的茶叶烘焙方式。因此，它已随着现代电焙炉的出现而消失。但近年来，随着现代人对传统生活的回归，和养身观念的改变，一度消失的炭焙茶重新出现在大众面前。”
第八届中国(福州)安溪铁观音茶王赛上，青香组和浓香组的茶王分别由天马山茶业和帝菀茶业获得。天马山茶业的林彩桦是本次比赛最年轻的女茶王。她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制茶中机器无法取代的环节是做青。摇青与摊置相间进行，合称做青。做青技术性高，灵活性强，是决定毛茶品质优劣的关键，有长期经验累积的制茶师，才能感受得到茶叶特有的生命气息。在摇青一静置的往返过程中，需要闻青、看青，来决定轻重和次数以及下一步的炒青。对此，帝菀茶业的陈历生也有着同样的体会：许多人觉得这些工序都很简单，其实不是这样的。在制茶过程中，每一个小细节都要做到恰到好处，而且小细节的处理是机械无法替代的。
“非遗”的误区
“非遗”从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古代农业社会流传至今，在展示其非凡魅力和顽强生命力的同时，也表现出“脆弱”的一面：在商品经济时代，商业运作无孔不入，
“非遗”自然也就很容易成为一些政府、商业集团赚钱敛财的“摇钱树”。因此，当某个“非遗”项目及其传承人榜上有名时，除了赢来欢呼与掌声之外，还会受来自商业社会的觊觎。就以民俗类的“非遗”项目为例，一些以民俗风情表演为卖点的旅游项目，常常扯着“非遗”的幌子向游客兜售纪念品，甚至咄咄逼人地让游客掏钱，令人十分反感，导致原汁原味的“非遗”因沾染了铜臭而变味。
“‘非遗’本身不是也不可能是商品。产生于农业社会的‘非遗’，它是属于文化，并无商品属性，只有通过特定的载体，它才具有商品的属性。就像茶和制茶技艺，茶是制茶技艺的载体，二者是不同范畴的两个概念。‘非遗’保护是公益性质的，政府“申遗”成功
后，就应投入人财物去保护，而非颠倒本末倒置，变成商业运作的工具。”福建省文化厅社文非遗处梁祥霖说。由此看来，上述现象的存在，究其根源，就在于人们对“非遗”的误读，混淆了文化与经济特有的内在属性。安徽农业大学茶业系詹罗九教授也一针见血地指出，“申遗”是文化事业，而非文化产业。文化归文化，经济归经济，文化不是经济的奴仆，不能被经济所践踏。
不可否认，“申遗”热之所以会形成风起潮涌之势，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和不少地方政府将“申遗”成功与否与政绩相挂钩有关联的。“这种带有功利心的‘申遗’在各地、各行各业中都普遍存在。”梁祥霖如是说。他给记者讲述了一个事例：在承担国家项目——中国乌龙茶传统制作技艺申请联合国人类“非遗”的过程中，因为地方领导过份注重当地的品牌，而一时难以统一多个地方的思想认识，从而延误了申报工作的进程。从这个事例中不难看出，追求政绩、追求影响(品牌效应)，已经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申遗”的出发点之一。若照此方式申请，那就应该是×××制作工艺，而不是中国乌龙茶制作工艺了!它的内涵、外延和属性都将被大大压缩，与既定的目标南辕北辙。
“非遗”“政治化”的另一种倾向亦不可轻视，例如，列入《名录》的传统节日或特色节日，由于政府的介入，原本应由民间主持操办的活动就变成由政府导演的一场文化活动，变成了某地政府的形象工程。政府的支持固然不可或缺，但来自于民间的“非遗”仍然要回到民间，政府在“非遗”保护中只能是扮演“协调者”或“合作者”的角色，而非“主导者”。
在全国各地日益高涨的“申遗”热潮中，各级政府不辞辛劳地发掘本地的“非遗”，然后一级一级地向上申报，都希冀能在《名录》中占有一席之地。一些地方政府几乎是为“申遗”而“申遗”，他们看中的只是“非遗”的“名”而忽略了它的“实”，错误地以为，只要进入《名录》就算完成任务了，获批“非遗”后就没有了下文，甚至将其束之高阁，置之不理。
温家宝总理曾指出：“非遗”之所以能传下来、千古不绝就在于它有灵魂、有精神。灵魂和精神就是“非遗”的内涵，也是它的魅力所在，形式只不过是个躯壳罢了。“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好“非遗”的内涵，传承民族文化的文脉。为此，梁祥霖很形象地举例说：武夷山正因它有自然风光，也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而获得“双世遗”。而诸如影视基地、人造公园之类的人造景却很少能长久地保留或闻名，其根本的区别就在于是否拥有内涵。如是观之，“申遗”“重外轻内”的倾向实为荒谬之举。
正解“非遗”
制茶技艺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之后的那些事儿，有好的现象，也有出现误区。而为了让这项悠久的传统技艺能代代相传，继续为人类造福，“中遗”者和传承人十分有必要拨开“云雾”，认清摆在眼前的首要问题：“非遗”究竟是要保护什么?
拨开“云雾”
传统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冲突与矛盾是世界性的难题，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指南》中也感喟道：“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计其数的文化遗产形式正面临着消失的危险，并受到文化标准化、武力冲突、旅游业、工业化、农业区缩减、移民和环境恶化的影响。”如此看来，不遗余力地保护“非遗”是全人类的当务之急，而就茶业而言，亟需保护的“非遗”正是传统的制茶技
传统制茶技艺的每一道工序是由劳动人民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经验总结，其传承需要回归落实到人。就此，詹罗九教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入地解构：“所谓遗产，即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和历史沿传下来的传统文化。文化包含精神、制度(行为规范)、物质三个层面。在这三个层面中，精神层面是占主导地位的。制度的灵魂在精神，物质是精神的载体，是人思想、思维的具体化。什么人创设了什么制度，发明了什么技艺，制造了什么茶品，都是人的思想和思维起主导作用。”因此，“人化”的文化是“非遗”的精神财富，是“非遗”保护的核心和本质。
事实上，以人为本的“非遗”保护根本性原则在“非遗”传承人的评审上就能看出一点端倪。据梁祥霖介绍：在评审“非遗”传承人的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在呈递申报材料时，经常有这样或那样的疑惑和错误观念。有人认为，传承人要有学历、要有职称或者要获过什么奖。其实不然，我们评审认定传承人的唯一标准就是他身上是否拥有独特技艺，且这技艺是否正宗并具有代表性。梁祥霖在参与评审中医“非遗”传承人时，曾遇到一名医生的质问：“我是医学博士，还是主任医师，资历、学历都比他(坐堂中医)来得高，为何他被认定为传承人，而我却不行?”对于这名医生的不解，梁祥霖直截了当地回复道：“就西医而言，你的水平可能要比他高得多，但是中医不见得你会比他更精通。评审传承人不是评职称、评学科带头人，更不是评模范、评先进。我们不看资历、不看文化程度，而是要看你身上是否拥有‘非遗’的技艺。”
“非物质”的制茶技术经过人类的智慧和行为作用于“物质”的茶，形成了花色各异的茶叶品种，同时也因融入了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而形成了千姿百态的饮茶文化，其具体表现形式就是茶艺、茶俗，抽象表现形式则为茶道。人们在着手保护传统制茶技艺的同时，还要保护表现为泡饮方式、饮茶习惯的“茶道”，如潮州功夫茶艺、径山茶宴的“非遗”保护就可以借鉴。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武夷岩茶、安溪铁观音、福鼎白茶、福州茉莉花茶都和它们诞生的地域文化密切相关，使得这些地方的饮茶方式、饮茶茶俗也不尽相同。
针对福建各名茶茶艺的发掘现状，梁祥霖坦言：目前福建茶艺存在趋同性，而且对表演性的注重超过了其内涵的挖掘，譬如说，岩茶茶艺和铁观音茶艺都有十八道程序，几乎都有“韩信点兵”、“关公巡城”，或者在表演方式上大同小异。这不见得是好事，像武夷岩茶本身就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完全可以去深入挖掘和它历史、传说联系紧密的、能充分凸显武夷山文化特色的茶艺，如将彭祖传说融入岩茶茶艺就是一个很好的素材。
把“根”留住
与世界上“非遗”保护起步较早的韩国、日本等国相比，目前我国的“非遗”保护尚处于刚刚起步阶段，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规范之处，尤其是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政绩工程的误导以及学界、文化界的过度解读或误读，导致一些“非遗”项目丧失了本真，成为某些地方提高经济效益、提升政府形象的牺牲品。甚至有人戏言：“‘非遗’生于民间，死于庙堂。”
“过度开发在‘非遗’保护尚不成熟的我国不可避免。但是，我们还是希望有识之士能坚守住传统的阵地，保留住传统文化基因。”梁祥霖说。当记者问及现今福建传统制茶技艺保护情况时，他对安溪铁观音制作技艺传承人魏月德和王文礼的做法赞许有加：“魏月德和王文礼都充分认识到了保护传统工艺的重要性。像魏月德就恢复设立了制茶小作坊，平时带着一些徒弟手工做茶。当有客人来访时，他就拿出他们用传统手工艺制的茶，而没有拿机械化生产的
商品茶，这就是一个坚守传统的很好证明。王文礼也一样，他在坚守传统的同时，还十分重视运用现代化的经营管理技术。我相信他们都会走得更远。”
“非遗”本身就有的“软肋”——“非遗”因人而存在，以技艺、声音、形象、习俗、知识等为载体，传承只能通过言传身教，一旦断层就很容易后继无人，这些“活”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非遗”的传承。以武夷岩茶为例，要制得一泡纯正的大红袍，非那些熟练掌握并灵活应用大红袍制作技艺的茶师所不能。“即使我们将茶师制茶的全程仔细地拍下来，至多也是作为子孙后代作为参考的资料，而茶师在现场制茶的手势、力度以及对制茶程度的掌控都是无法复制的，必须通过技艺的传承来实现。”
中国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王文章曾说：“非遗”是每个民族古老的生命记忆和活态基因，是确定文化特性、激发人类创造力的重要因素，它只有存活于我们的日常生活里，才具有生命力。正如前文所述，“非遗”保护的核心和本质在于保护传承人，“非遗”传承的关键也在于人的“活”传承，若无薪火相传，任何“非遗”都将失去其固有的价值。因此，梁祥霖说：“俗话说‘富不过三代’。为何?就是因为手艺断代了，而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把‘根’留住。希望传承人能多花些时间和精力，传授一批徒弟技艺，争取每年做一批手工茶，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技艺发扬光大。”
对于“传承”一词，梁祥霖有着颇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这个词要分成“传”和“承”两个字来看。“承”是继承老祖宗的东西，传是传授、流传给后代。它属于上层建筑的文化，本身就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积淀，根本不存在创新与否的问题。创新是生产力的创新、文化表现方式上的创新。“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并不意味着要回到刀耕火种的农业社会，而是要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找到一个对接点，进行批判地继承。他还以福州软木画为例，进一步展开分析。他介绍说，作为“非遗”项目的软木画制作技艺，近百年来几乎一层不变，其最大的缺点就在于胶水，一久放，上面的图案、造型就会脱落，从而失去欣赏价值。而运用现代科技去研制出一种能牢固粘连图案的胶水是当务之急，这不影响“非遗”的传承，却能推进软木画被更多的人所接受。
詹罗九则认为，作为现代的根基，当然要重视传统的继承性，但传统的事物，总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总会有不适用的成分，这需要调整。因而，继承总是表现为批判的吸收、否定的叠加，需要分清“精”“糟”，断明“扬”“弃”。具体怎么操作，他提出以下几点初步设想。①全面恢复传统，但不能以生产效率、效果下降为代价。②部份恢复传统，恢复那些，那些不恢复，以生产效率、效果为判定标准。前些年，就有既恢复了传统工艺，又提高了品质和效益，“一石双鸟”的实例。③某些传统文化确是精品，弃之可惜，扬之又不适时务。可通过设点，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传承人。南京市民俗博物馆，就有多个“活样本”，让后来人知道，5000年的中华文明，还有这样优秀的东西。
来自：海峡茶道201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