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起宋代的书法，人们都会不约而同地说苏黄米蔡。像是说自己家里的柴米油盐似的，熟极了。实际上，他们每个人都是一口深不可测的井，你只知其深，却不知有多深。在这公认的宋代四大书家里，苏轼与黄庭坚因了诗歌广为人知，米芾的名气也大，似乎蔡襄的名气，要稍稍逊于前三者了。
蔡襄，字君谟，汉族，福建仙游人，天圣八年(1030年)进士，先后在宋朝中央政府担任过馆阁校勘、知诔院、直史馆、知制诰、龙图阁直学士、枢密院直学士、翰林学士、三司使、端明殿学士等职，出任福建路转运使，知泉州、福州、开封和杭州府事。卒赠礼部侍郎，谥号忠。就是这样一位辗转数地的宋代官员，在他书法家的鲜耀花环下，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身份：茶客。甚至说，茶客与书家，在他的人生里是平分秋色的。当然，也因了茶，让他的诗歌与书法创作都氤氲着一股淡淡的茶香。
有趣的是，他的仕宦生涯，却不经意间开启了宋代茶文化的繁荣之门。而所有的赫赫功绩，主要集中在他庆历七年(1047年)任福建转运使之后。这还得从北苑的历史说起——而说起北苑，又得从中国古代的贡茶制度说起。中国的古代，有专门进贡皇室供帝王将相享用的茶叶。贡茶初始，是各地方官府征集各种名茶以土贡名义敬献朝廷，后来土贡不能满足要求，便由官府设置茶场，直接管理，督造御茶，精制各种名茶入贡朝廷，成为一种制度。而福建北苑——建瓯城东16公里东峰镇裴桥村焙前自然村凤凰山一带早从五代闽国龙启元年(993年)设御焙，共历经四个朝代，29位皇帝，历时458年。庆历七年的春夏之交，蔡襄任福建路转运使，这一职位的重要任务就是掌管建州北苑茶焙的贡茶之事。是年秋天，蔡襄前往北苑御茶园，观看和了解制茶的过程，次年春，他从改造北苑茶品质花色入手，求质求形，力求创新，制作工艺达到“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的精臻程度。正是蔡襄的倾力所为，才使得宋代团茶的质量达到了高峰，使北苑的贡茶从中上的水平一跃而成为当时全国最著名的精品茶，以至于宋仁宗当着他的面难改其乐地赞到：
“卿所进的上品龙茶，最为精好”。与他同时代的大诗人欧阳修在他《归田录》里的记载更为详细：“茶之品莫贵于龙凤，谓之团茶。凡八饼重一斤。庆历中蔡君谟为福建转运使，始造小片龙茶以进，其品绝精，谓之小团。凡二十饼重一斤，其价值金二两”。
蔡襄在北苑期间，每年自采茶时入山，直到修贡完毕才离山。正是段经历，让他写下了记录在北苑督造贡茶工作的《北苑十咏》，散入青林的采茶、稍稍见人烟的视察、试茶、修建贡亭等诸多繁复琐小、不敢丝毫怠慢的工作，都被它风雅地记录了下来。如果说蔡襄为了规范宋代的民间斗茶而写下的《茶录》是茶史上的一次理论总结的话，那么，他写下的这组诗作，就是一个人在追忆逝水年华。
穿越时空的隧道，我们能够想到，蔡襄喝一杯茶、写一首诗的时候，他其实不是委身书房，而是端坐于记忆的中央，回望自己在福建的点滴岁月。而且，据说这也是当下我们能够见到的蔡襄督造北苑贡茶时期唯一与茶有关的书法作品。这组行书，虽然仅存拓本，少了墨迹本身生动鲜活的意味，却能反映出蔡襄早期的书法风貌，而且，从它笔致活泼、格调轻松的气象足可以看出，蔡襄行笔之际的心情是何等的畅快和愉悦!而它更为深远的意义则在于将近千年之后的今天，它能够引领我们追忆一段烂漫的年华——北苑御茶园当年的繁盛景象虽然我们不能亲身经历，却在古代的卷册里真实而鲜活地存在着。
苏轼曾这样评价蔡襄的书法：“欧阳文忠公论蔡襄书独步当世，此为至言。群谟行书第一，小楷第二，草书第三。就其所长而求其所短，大字为少疏也。天资既高，又辅以笃学，其独步当世，宜哉。”言下之意是说蔡襄的墨迹里行书最佳，而《北苑十咏》恰为行书，这也真是北苑之幸。其实，《北苑十咏》再好，但说到蔡襄的茶书法，《思咏贴》、《精茶贴》者陧无法绕过去的关键词。
《思咏帖》，纸本，纵29.7厘米，横39.7厘米，凡十行，计107字。此帖于草书间兼及行体，轻灵飘逸，墨色温润，笔意相连，似山间流泉。别有气象的是，此帖谋篇新颖，前八行为一组，余下两行另起一组，缩小字迹，疏朗之意活脱而出。
《精茶贴》又称《暑热贴》、《致公谨尺牍》，约写于皇佑四年(1052)6月。实为蔡襄的一通手札。帖为纸本，行书，纵23厘米，横29.2cm，凡9行，共68字。其布局与《思咏帖》有异曲同工之妙，稍不同的是，蔡襄在这件尺牍里笔势沉稳，融王羲之和颜真卿书风于一炉，一派温雅气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