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茶道的雏形（下）

 

——节选自《天地融入一茶汤——中华茶道中的儒学精神》“导论”第一节

 

　　我们主张，虽然唐代是中国茶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但也只是为中华茶道的出现做了铺垫，并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茶道。中华茶道在宋代才真正出现，主要依据在于正是在宋代茶中有道、道在茶中，即道茶合一的观念才真正成形。唐代的饮茶活动还有着浓厚的、与茶这一实物的直接、现象性关联，这直接干扰并降低了有关茶的超越性思考。宋代就有所不同，闲适生活方式的普及和格物致知理论的兴起，为茶道的提出分别提供了现实的和思想的双重铺垫。

　　宋代是众多中国式文化形态深化、精致并达到顶盛的时期。在饮茶方面，宋代饮茶不再加香料、盐等其他味重之物，单纯的茶汤之原味得以突出。宋代盛行的是点茶法，是将茶饼碾成细末，置茶盏中，先注少量沸水调成膏状，继之量茶多少倒入沸水，边注沸水边用茶筅击拂茶盏中的茶汤，使之产生泡沫后饮用，即细嚼慢啜式的品饮。喝茶的过程被延长了，煮茶者（茶主）和饮茶者（茶客）之间的互动开始被注意，因茶而发问内心，主宾间不断自省，并由此反观世界，力图达到物我两忘的超然境界，茶—人—思三者高度合一：人在茶中，人因茶生思，思的对象关联茶，茶须臾不离人。由茶悟道，将道注入饮茶、品茶之中，这被视为一种独特的修为、静养，饮茶活动开始成为了中国文人的素养，直到这时，“茶道”才水到渠成。

　　宋代之所以提出了茶道，也与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到此时达到了抽象化、学理化的发展阶段有关。例如，理学大家朱熹曾由茶格出理，他说“物之甘者，吃过而酸，苦者吃过即甘。茶本苦物，吃过即甘。问：‘此理何如？’曰：‘也是一个道理，如始于忧勤，终于逸乐，理而后和。’盖理本天下至严，行之各得其分，则至和。”（《朱子语类·杂类》）朱子指出，茶道无非是理，无非是和，与理、与和合一的茶道不再是茶外之道或喝茶者的主观感受，茶道具有了客观必然性，它分有了理，只是具体殊相有异，分殊的茶在其内在精神上——茶道——只是一个理。易言之，茶道与理直接勾连，相通无碍。[1]

　　[1]李萍.论中国茶道对儒家自然观的扬弃[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2016，32（1）：103.

      相关链接：中华茶道的雏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