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发这场战争的，却是今天看来微不足道的茶叶。
三年前明万历皇帝刚刚登基，首辅张居正以万历皇帝的名义发出了一份诏书，下令关闭边境贸易。当时的茶叶贸易为官方垄断，官方所制定的交易价格太高，于是民间私茶、黑茶兴起。私茶、黑茶产量多，质量也更好。这对官茶贸易冲击很大。首辅张居正上任后决意打击民间走私。于是出台了暂停茶叶边贸的诏书。明王朝的本意是希望在关闭边贸茶市的同时严查贩茶私商和惩办违法官员，然而这些严厉的措施，却导致边贸茶叶供给完全断绝。
北方的蒙古及女真各部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中，纷纷上书要求明王朝马上重开边境茶叶贸易。各部族并非没有进行过和平解决的努力。建州女真首领王兀堂甚至向明朝辽东巡抚张学颜提出：只要能开放清河茶马互市，他情愿“请得纳为质子”。也就是说，把自己当作开放茶市的人质。明王朝连这个要求都断然拒绝，何况其他部落领袖向明朝提出互市贸易的请求了。
一场茶叶引发的战争终于爆发，三年的血战让茶叶贸易回到了原点。随着明王朝宣布重开茶市，蒙古和女真各部的斗志被彻底瓦解。硝烟散尽后的清河堡再次成为茶马边贸重镇。这种因为茶叶贸易中断而挑起的战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
不同于其他地区的饮茶习惯，饮茶在北方民族，是一种生理需求。蒙古族等北方游牧民族饮食多是牛羊肉或奶等燥热、油腻、不易消化之物，而茶叶富含维生素、单宁酸、茶碱等，游牧民族所缺少的果蔬营养成分，可以从中得以补充。茶中大量的芳香油还可以溶解动物脂肪，降低胆固醇，加强血管壁韧性。茶叶的功能正好能弥补游牧民族饮食结构中缺少的环节。
饮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还有一个好处体现在卫生方面。饮用滚开的热茶，可以杀灭细菌，也就减少了肠道以及血液寄生虫感染的机会。饮荼，改变了他们喝冷水的习惯。
因此，中原民族作为生活调剂品的茶叶，对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就像粮食和盐巴一样，成为生活必需品，一天没有它都没法生活。掐断了茶叶的供应，几乎能断绝少数民族的生命。
隋唐之前茶叶一直是皇家贵族的专属饮品，寻常百姓很难喝到这种昂贵的东西。茶叶慢慢进人中国百姓家中，是隋唐之后的事了。公元758年，唐代陆羽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陆羽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品茶的方法和经验，从此茶的产量也逐年增加。
真正把茶叶纳入国家经济发展是在唐代中叶。安史之乱后，唐朝皇帝的威信衰落，各地藩镇割据。为了筹措粮饷进行消灭割据势力的战争，唐德宗开始对茶叶征收什一税——茶叶销售收入的十分之一将被作为税金征收。这项税收政策执行了两年，国家财政状况就有所改善。在之后的岁月里，每当朝廷财政团难的时候，都会开征茶叶税以解燃眉之急。
唐文宗大和初年，文宗皇帝又想出了一个办法来，把所有的茶叶交易都放在官府开设的市场内，茶叶由官府统购统销就解决了定价问题。由文宗皇帝宣布的茶榷制度，使茶叶成为国家垄断的交易。这是一条对后世影响重大的诏书，茶榷制度从唐文宗时期制定以来，直到太平天国以后才被取消。最初制定茶榷制度的唐文宗并没有想到，自己为了增加税收的一个举措变成了一个延绵千年的国策。
由于饮食结构的问题，北方少数民族对于茶叶的依赖性远远高于中原民族。中原王朝的统治者对茶叶又具有完全的定价权。于是，茶叶变成了像今天的石油一样的政治性商品和战略物资，也成为中原王朝用来化解或控制北方游牧民族的武器。
茶马交易的制度，一直沿用到了明王朝，朱元璋继续推行“以茶制戎”的政策。明朝初年的茶马贸易价格是“马一匹，茶千八百斤”。然而到了明代中叶，马价已经压低至“上马八十斤，中马六十斤，下马四十斤”。边境部落对此自然非常不满。辽东、宣府、甘州等地，屡屡因为茶叶贸易而起争端。为了阻止私商，明王朝政府采用关闭茶马互市的方式来惩罚购买私茶的边境部落，由此类似清河堡战役这样的茶叶战争，在明代中叶之后频繁发生。
明王朝以茶马互市作为制约边患的利器，统治者们片面地认为只要控制了茶叶的供给，就能控制住游牧民族，一劳永逸地除去边患。然而，大明王朝忘了自身国力的强大，才是维护繁荣与安全的王道。明王朝内部权力斗争的倾轧，守边官兵的种种贪腐问题，使得茶马互市的天平向着关外倾斜了。
边境部落渐渐被明王朝时而靠封闭茶市作为要挟的手段感到厌倦，并且不再甘心把辛苦养大、视为生命的牛马换取少得可怜的茶树叶子。茶马贸易使得明王朝强大兴盛，然而最终由于过于相信自己对资源的垄断，整个王朝还是被原本臣服在茶叶武器之下的北方少数民族推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