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这只香橼小杯里寸水兴澜、曾生发多少风波。清朝有位状元郎王云锦在春节这个“节假日”里与家人喝茶、玩叶子牌，忽然掉了一张，再也寻不着，一日上朝，雍正帝问他假期里搞什么“活动”？王状元如实说是喝茶玩叶子牌，雍正甚是高兴，说王云锦不愧为状元郎，小事不欺君。随即从衣袖中拿出叶子牌还给他，正是失掉的那张。雍正慈爱的面容却让王氏内心仓皇，自此，他每次端起茶杯，都感到茶水在跳荡。还好，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不是他说的，他那次什么话也没说，只说：“小姐，上茶”，“出牌哒”，“我和了”。隔墙有耳，不隔墙也有耳，隔了一张肚皮就是耳。老舍的《茶馆》里就挂着“莫谈国事”的牌子，但偏偏有些人不听。明代的李贽本来是个茶痴，与茶是“朝夕惟汝”，打算在茶中安度一生的。但他没做到，常爱乱张口，张口让茶进去就够了，张口让话出来干什么呢？他忍不住多嘴，结果七十多岁了还被投狱，瘐死狱中。文革中，吾乡有位沉默功夫上佳的老先生，远离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看庭前花开花落，任天上云卷云舒，本来对什么都不置可否的，但禁不住一位同事的盛邀，到茶馆里去交心，心交了未及半页纸，一出茶馆，就栽进“禁闭室”去了，栽进“现行反革命”队伍中去了。曾国藩是一代“中兴名臣”，自然也是个老狐狸，他在家里喝茶就喝茶，几乎不谈大事，家事中尤如是，“二三诸女，能做大鞋否？”这话曾被人大加挞伐。“夫以掌天下权衡之中兴名将，不谈国事，不讲仁义，乃拳拳不忘诸女做大鞋、弟辈种竹养猪，不符其身焉。算什么东西”。倒是林语堂是曾氏之真知心：“今人持论立言文章报国者滔滔皆是，独于眼前人生做鞋养猪诸事皆不敢谈，或不屑谈，或有谈者，必詈之为不革命，结果文调愈高，而离人生愈远，理论愈阔，眼前做人道理全不懂。”
长沙的茶广告刷到立交桥上了：天下没大事，先搞咯哒（这个）一杯。这话可信，还可以延伸。天下有大事，也可搞咯哒一杯。要开发哪个开发区，要关闭哪家污染企业，会议室里去谈嘛，会议室的空调效果蛮好的；要判决什么案子，争讼谁是谁非，也是审判庭里的事情；伊拉克局势如何稳定，伊朗核问题如何解决，美国有国会，联合国有圆桌会议厅，都到那里去谈好了。董桥先生说：“我从来不怀疑政治的现实意义，我也始终肯定经济的力量和价值。但是，政治经济盘算的只该是怎么支撑到这个星期六的中午一点钟，文化理想营造的还可以延伸到下一个世纪的精神世界”。他说：“到了周末，衣上的征尘已消，酒痕已干，合当在茶怀中好好听听雨后深巷超越空灵的卖花声。”董先生这篇名为《让政治经济过个周末》的大作写于１９８６年，那时好像还没有实行双休日，现在已是双休日了，所以政治经济不必撑到星期六下午一点钟，撑到星期五下午五点半就得了。余下的时间，就让英国的女士们到茶馆里去谈巴黎时装的新款吧，也让我们这些男人们去谈谈“诸女做大鞋”。“兴到则吟小诗，或草《玉露》一两段，再烹苦茗一杯，出步溪边，邂逅园翁溪友，问桑麻，说粳稻，量晴校雨，探节数时，相与聚谈一晌。”
酒是多事的，茶是了事的。不管酒壮英雄汉胆，还是酒激莽汉肝，政治家都是怕的。怕英雄在酒精作用下出事，比如宋江造反诗就是在酒醉后乱涂的，也怕莽汉在酒精作用下去扰乱社会治安。所以史册间不乏禁酒令，但从来没有过禁茶令。凡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都大力倡导茶的。宋徽宗赵佶，深知茶道抚复人心，助益统御，亲撰《大观茶论》：“天下之士励志清白，不以茗茶为羞，可谓盛世之清尚也”。将茶道与盛世相提并论，赵宋见识深远。喝茶人愈多，说明人的幸福指数愈高，此其一也。其二是，人皆“吃茶去”，不妄为焉。诚如作家韩素音所说：“茶是独一无二的文明饮料，是礼貌和精神纯洁的化身。”乾隆很懂这个，臣子说：“国不可一日无君。”乾隆说：“君不可一日无茶。”他本人没茶，他心不安，天下人没茶了，他心更不安。魏晋玄风炽盛，玄谈按理说是没事的，既不对人也不对事，但魏晋酒风亦太盛，酒风即或与玄风紧紧相连，也会出事，所以才有天天清谈玄远的嵇康也送命。别以为酒风只与时事相连才会出事。茶不然，失意人喝茶，可安其心，得意人喝茶，可静其心。世间之事，当是两种人给闹的，一是得意忘形的人，如袁世凯，一是失意落魄之人，如洪秀全。用袅然茶香、恬然茶水滋润了其气性，则太平多了。孙中山先生倡导茶为国饮，其中固有先生爱茶之心于此处彰显，更有先生政治家的深意存在。
一杯苦丁茶，或者一盅普洱茶，或极苦或甚甜，有滋味焉。尤有滋味的是如名僧怀信所说的：“跣足清谈，袒露谐谑，使唤童仆，要水要茶”。清谈好啊，谐谑好啊，既不端肃若罗汉，也不流气如阿飞。茶有味，谈有味，诚所谓“味在味中”。吾之前辈谢石先生曾给我赠拟一联：“味在味中求吾味，才不才间过此生”。上句最切我心，下句有点不合我情。谢先生晓得我曾爱弄些杂文，所以给我下句。其实我现在不太爱耍文字，也根本无才，无所谓“才不才间”，只好苦丁茶与乌龙茶。因此，我篡改了谢先生之联语：味在味中求吾味，茶与茶间过此生。裱之墙头，以之日日校对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