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茶、诗关系

  《文心雕龙?时序》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唐诗自然也随着'世情'的变化而变化,而关乎唐朝'兴废'的'安史之乱',不仅影响了李唐王朝的祚运,也使唐人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初盛唐的生命昂扬之美渐趋于中唐以后理性反省的凝炼沉潜之美,其艺术特质表现出奔腾与内敛的差异--奔腾是指性情率意而行为激越狂烈,内敛则指冷静观照与凝炼内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茶渗入唐人生活与诗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酒之与盛唐诗风的形成一样。当然,茶与诗的关系是互动的,即茶有助于由奔腾到内敛诗风的转化,而内敛、清新的诗歌有助于茶的禀性的开掘--中唐以后,文人饮茶模式逐渐从禅寺文化的依附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形式、品格与内涵,文人的禅悦风尚与僧人的诗悦崇尚在品茗习俗中找到了交接点,茶的特质进一步渗透到诗中,促使诗体、诗材、诗味、诗境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与盛唐不同的风貌--清、寒、瘦、硬、苦的特性,对宋诗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好茶风尚的形成
 
  茶与诗的结合,基本上可以说是盛唐以后的事,因为盛唐以前,文人的饮茶既没有形成普遍风尚,也没有自觉地与文学艺术活动发生密切关系。进入中唐,茶成为城乡贵贱'无异米盐''难舍须臾'的日常生活饮料,[1](《唐会要》卷84'杂说')饮茶之风亦从寺院'刮'到了世间,形成了好茶风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茶会的兴起。起先的茶会是以寺院为地点,以诗僧与文人为主体的,如皎然、陆羽等组织的杼山茶会,实际上是一种大型诗会,后来即使不约集正式的茶会,文人也好与僧人品茗赋诗,并以此为清雅之举,正如李中所说'有进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2](《赠上都先邺大师》)因为这一活动便于'玄谈兼藻思'。[2](钱起《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于是,文人的禅悦风尚与僧人的诗悦崇尚在共同的品茗习尚中寻到了交接点,诗客、僧家以茶为轴心,构成了三位一体,即茶禅一味,禅诗一味,诗茶一味。二是大量颇具诗意的茶的别名进入诗人的审美领域。如'瑞草魁'、[2]??(杜牧《题茶山》)'甘露'、[3](陆羽《茶经》引《宋录》)'涤烦子',[4](《唐国史补》卷下)都是从典故而得来的别名。而'旗枪'、[2](齐己《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雀舌'、[2](刘禹锡《病中一二禅客见问》)'鹰嘴',[2](刘禹锡《尝茶》)都是从茶叶形状而得的别号。从茶的赞词而得的别号如'云腴'、'云华'、'乳花'等就不在话下了。从这些别名的得来,我们既可看出唐人对茶的喜爱程度及对茶的品味的提高,又可看出茶已成为文人的重要审美意象。三是一批好茶文人雅号的出现,证明唐代的'茶人'已经'成熟'。如陆羽,以其《茶经》首开中国茶道精神而被尊为'茶神';[4]??如白居易,自称是'别茶人';[2](《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如卢仝,以其一首'饮茶歌'而获茶中'亚圣'美称,那一至七碗的感受'巧妙地表现了他内心世界的变化。只有感到周身生清风,才能够无己无他,梦幻般地勇进。我们由此可感受到中国人自古所追求的神仙思想,明确了喝茶不是只出自于茶的药用效果';[5](P24)如杜牧,他自称'茶仙',[2](《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而其'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苈浠ǚ纰中的'茶烟',[2](《题禅院》)即沏茶时茶汤升腾的蒸气,直接影响了宋代的茶道,如苏轼《安国寺寻春》:'病眼不羞云母乱,鬓丝强理茶烟中。'而宋代茶道自然也影响着内敛、尚理的宋诗风格的形成。
 
  中晚唐好茶风尚是相对于盛唐嗜酒风尚而言的。作为诗国高潮的唐代,茶、酒与唐诗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而唐代'嗜酒风尚'的形成与'盛唐之音'紧密相随,主要来自士人精神的解放及士人的豪迈性格,即酒能激发他们的高昂热情,酒能孕育他们的奇妙幻想,酒能触发他们的万古情思,也能浇灭他们的'万古愁',因而,李杜被尊为'酒仙'、'酒圣'不是偶然的。而同样是饮酒,盛唐与中晚唐亦有不同,李杜'酒仙'与'酒圣'的分别就已隐约透出了'盛唐之音'与渐成'秋声'的中唐诗歌的分流,而随着高扬的时代精神的退去,低迷的时代精神的形成,好茶风尚便代嗜酒风尚而起,诗风亦随之变化。
 
  酒入盛唐,浇开了浪漫的青春之花,成为'盛唐之音'及其时代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李白堪为代表。李白是一个青春的偶像,为青春而生,为青春而死;盛唐造就了李白,李白为盛唐增色--以其自由不羁的本真生命唱出了一曲'酒神颂',把整个盛唐带上了青春诗意的顶峰;诗因青春的魅力和醇郁的酒香具有了恒久的活力,酒因注满了青春和诗意而获得了生命的品格。然而,当李白的青春、悲壮过后,'盛唐之音'也就消亡了。因为中唐以后,'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遁退避'。[6](P154)??(李泽厚《美的历程》)诗人'退避'之后自然亦以酒消解心愁,但更重要的是以茶消遣自适,洞察人生。如白居易在诗、酒、琴、茶中徜徉,特别是经历了'志在兼济,行在兼济'之后,'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志在独善,行在独善'的两个阶段尤其如此。如他那操琴品茗的惬意的享受:'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2](《何处堪避暑》)便是以茶获取'自由',并以茶陶冶性情,安贫乐道。白氏这种于无奈中表现出的'独善其身'的心闲乐天思想,与李白的'大道青如天,我独不得出'的呐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茶主和谐与酒主愤激的特性的差异,自然造成了盛唐诗歌外拓、天然、昂扬风格向中唐内敛、锻炼、低沉风格的转变;嗜酒到好茶的转变,并不是酒茶两种饮料的简单易位,而是时代精神使然。
 
  二、清新与变新
 
  清,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是由魏晋的人物品评引入诗歌领域的。如钟嵘《诗品》评范云诗'清便宛转',属柔美;评刘琨、卢谌诗'自有清拔之气',属壮美。而《文心雕龙?风骨》发展出'风清骨峻'的审美标准。时至唐代,李白以'清水出芙蓉'倡导清新诗风。承盛唐而启中晚唐的杜甫又以'清'或'清新'评论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诗歌,具有相当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如'诗清立意新'、[2](《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清新庾开府',[2]??(《春日忆李白》)极为重视清新之美。中唐以后,这种清新便同品茶作诗联系在了一起。随着'风俗贵茶'的兴起,茶与诗融合更紧,形成了以清为基调的一系列特征--清寒、清苦、清瘦、清硬等。
责编: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