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锁国时期的中国茶道


  德川幕府自明崇祯12年(1639)实行锁国政策,除明末大儒朱舜水传入儒学,临济宗僧人隐元于顺治11年(1654),应邀率三十位知名僧俗,从厦门启航赴日本长崎。五年后日本皇宫赐京都宇治醍醐山麓给隐元创新寺。新寺规系照中国旧例,亦取名“黄檗山万福寺”(即其在中国剃度出家同寺名),隐元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山祖师。

  同时随京都相国寺大典禅师著《茶经述评》,托名叶隽、署名蕉中老衲补《煎茶诀》,将明代晚期的泡茶方式传入日本。但《煎茶诀》是以日本假名标注的汉字刻本,不像竹田先生著《茶说图谱》,上册内容分择茶、藏茶、择水、备器、汤候、饮啜、荡涤,附载唐人茶会,及仿制茶器图谱,除图版外,均以日文说明;于道光11年、天保2年(1831)出版。

  《茶说图谱》分上下两册。上册朱柳桥序:“煎烹之法,娓娓言之,汇为小册,凡客宜奉此为金针。余远隔关山,插翅无由,恨不能与竹田君晨夕相对。庚寅(1830年)二月春分前三日。”对作者推崇备至,可知两人交情不浅。同时书后附秋声馆主人十二则语录。第一则即说:“近日所用叶茶,相传僧隐元将来,未知果然否?(中略)丁亥年寓崎山,见清人煮茶,汤瓶茶注,相须为用,如《茶疏》(明万历年间,许次纾著)所论。”隐元将明代晚期泡茶方式传入日本。

  又说:“尝质之朱柳桥,朱云:‘壶注锺盏类,酒茶各器,稍异实同。’《茶疏》(作者同上)所言:‘瓯为杯属。’”又载:“茗壶,近日有曼生(陈鸿寿)者,清客云:‘真者价贵,不可得也,其所装载,皆出于假。’其言必然,然亦有佳者,予藏一,颇为可观,盖上镌四篆字,笔画奕奕动人。”可见使用紫砂壶已成风尚,小型茗壶开始多起来,茶具收藏讲究名家制作,文人雅士的精神因应而生。

  巧合的是,野田笛浦《得泰号笔记》记载:文政8年、道光5年(1825)11月24日,得泰号商船自浙江乍浦出港,赴长崎贸易。海上遭遇风暴,12月30日漂到本州岛榛原郡下在田村。依照德川幕府律令规定,只允许商船上人员在长崎停留,事毕原船随货物返回。船上的大副即朱柳桥,时年49岁。幕府国派时年27岁,昌平学校学生野田笛浦为之护送,直到1827年4月25日才回国。朱柳桥在这段期间,和竹田先生等人有密切往来。

  朱柳桥曾和野田笛浦多次对话,主要是当时中国已输出十之七八儒家典籍到日本。朱柳桥坦言为了生计从事贸易,笛浦将自己的《海红园小稿》请朱点评,两人惺惺相惜。德川幕户虽锁国,双方民间却贸易不绝。《茶经述评》、《煎茶诀》和《茶说图谱》等书在千家茶道之外,与儒商雅士结合,形成德川幕府重视儒学的一道亮丽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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