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是头等大事

喝茶时头等大事
  中国最早的茶摊出现于晋代。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茶馆在全国兴起四大茶门—东有杭州,西有成都,南有潮汕,北有北京。
 
  据研究茶文化的专家讲,清风细雨的西湖边,深受吴越文化影响的当地人喜欢喝上一杯茶,为自己平凡的生活增添一丝丝诗意。在杭州的茶馆,茶客喝的是大雅,也是一种精致。众所周知,在杭州西湖边上的青藤茶馆,已成为杭州茶馆的杰出代表。木圈椅、红缎面、吊兰,便是一个从杭州旅游回来的人对于当地茶馆氛围的感受。
 
  潮汕的茶客,却主要喝的是茶道文化。去过潮汕的人,就会深知它的“功夫茶”美名。据茶学家介绍,功夫茶无论是从选茶、泡茶功夫到茶具配备,都必须狠下一番功夫。粤派茶馆与其他地方的茶馆是有差别的,它们一般装潢华丽,待客以自制的点心为主。
 
  而大红的灯笼,还有舞台上震天响的锣鼓,则是北京茶客经常见到的。在这皇城根下,任何东西都沾染着大气。北京的茶客喝的是贵气,事实上,京派茶馆也大多比其它地区的茶馆更显得雍容华贵。
 
  早在民国时期,黄炎培先生便用一首打油诗“一个人无事大街数石板,两个人进茶铺从早坐到晚”,以此来描绘成都人对于茶馆的热爱。成都茶馆有着自身的韵味,它比起其他地方的茶馆更“俗气”,可这种俗气中带着大雅。这一点可以从成都茶馆里的常客口中得知,在成都“坐茶馆”一种是有闲阶级,这包括那些退休官员、文人,还有其他的社会上层人士。另外,与之相对的是评书人、手艺人、小商小贩和待雇的苦力便构成“有忙阶级”。于是,无论是上层精英还是下层民众,富人还是穷人,闲人还是忙人,都可以在成都的茶馆里泡上一碗茶,正应了那句老生常谈,“浮生偷得半日闲。”
 
  没有任何一个城市的人把喝茶当成大事,可是成都人却能做到。早在1935年的成都《新新新闻》就曾报道,成都有茶馆599家,每天茶客达12万人,而当时的成都全市人口还不到60万。由此可见,当地人的饮茶之“风”足以当作是成都人一种性格特质。
 
  正如王笛在《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中评价成都茶馆的那样,“其茶馆文化之独特,茶馆服务之大众化,接纳各阶层顾客之包容性,人们在茶馆里所待的时间之长,茶馆与居民日常生活联系之紧密,是其他任何中国城市所难以比拟的。”可能这也是“四川茶馆甲天下,成都茶馆甲四川”有力的佐证。
 
  小茶馆大世界
 
  “一茶馆一社会。”在成都的老茶馆里很是热闹,卖瓜子,掏耳朵,擦皮鞋的等等穿梭于茶馆间。小小的茶馆里汇聚三教九流之客,容留南来北往之风,各行各业人士心安理得地把大把的时间泡在这里,享受成都的慢节奏。南京人在早上喜欢去茶馆,可是成都人却能泡一整天,这也和“摆龙门阵”有很大关系。
 
  这“摆龙门阵”可是成都茶馆最独特之处,话多的人,便喜欢钻进茶馆,一摆便是一天。成都茶馆里一群群茶客喜欢“摆龙门阵”,这边摆者有心,那边听者有意,一呼百应,便会谈出许多国家大事、民间趣闻。老舍在《茶馆》中记载,茶客们千姿百态,媚俗不一,宛如一个活生生的小社会。
 
  在20世纪上半叶,成都几乎每条街巷都有茶馆。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与成都人的生活紧密相连,而茶馆实质上便成为成都地方文化的一个缩影。成都茶馆仿似一个社会万花筒,有着浓厚的江湖味,也同样如小家碧玉一般别有风情。成都茶馆最大的魅力在于,可以在不经意间满足众多不同口味的茶客们,不动声色却又尽现社会的点点滴滴。
 
  茶馆用微观之处,不断呈现不同的大景观,它成为人们理解当地文化的桥梁。根据历史资料显示,在1901年4月29日的《通俗日报》上曾经刊载一篇题为《妇女不可听戏》的文章,认为女人看戏属于不雅之举。
 
  在这之后,经过很多人的努力,才使这个当时看似封闭的内陆省会,传出了都市女性进入茶馆这个公共空间的脚步声。当时,成都悦来茶园虽然允许女宾看戏,但女宾只能从梓潼桥的侧门进去,而男宾们则从正门进入。那个时代,女人进茶馆这一细节不但反映了成都当时的社会现象,也说明妇女们社会地位的低下程度。
 
  不过,这些年来成都的茶馆也发生微妙的转变,从当初的单一传统茶馆转变成具有商务功能的都市茶楼。20世纪末,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成都茶馆发展开始趋向于多元化的发展。而今,茶馆里,往往附设棋牌、足浴、住宿等诸多项目,也为它增添了新的活力。
 
  千百年来,茶馆作为一个公共场合,也使得茶客们无意间做起了文化的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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