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为何不能连贯欧洲（下）续茶马古道为何不能连贯欧洲（上） 作者：邹家驹
1631年，多明我会的高奇神甫（AngeCocchi）从菲律宾抵达中国福建北部福安。这是多明我会势力首次登陆中国，正式开始对华建堂传教，并展开调查中国异教动态。两年后，高奇神甫去世，接任的黎玉范神甫（JuanBautistaMorales1597-1664）十年后专程返回欧洲向教廷密报，指责葡萄牙背景的耶稣会（SocietasJesus,S.J.），宽容中国信徒祭祖、尊孔等一系列异端活动。耶稣会是天主教内的革新派，对中国的文化传统、历史沿革、民间风俗习惯采取务实、宽容、开放的态度，为明皇帝修钟表画地图，已经同中国社会和睦相处近半个世纪。教廷自然支持心腹多明我会，打压耶稣会。多明我会视中国的风俗习惯等物事为异行异物，最终将奉行“利玛窦规矩”的耶稣会挤出了福建地区，在明末清初引发了一场中国和梵蒂冈之间旷日持久的宗教争论和政治对立，史称礼仪之争。
多明我会在反异端运动中发迹，祸及茶叶贸易。同样的道理，我们必须先搞清楚中世纪异端概念在梵蒂冈意识中的定义和范畴，也才能弄清楚茶叶染上异端嫌疑会有什么后果。德国朋友在法兰福克机场接机，我们一路风尘，驱车前往多明我会发迹的地方——法国南部地区。
12-13世纪间，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成为异教徒繁衍发展区域，一个奉行二元论的新摩尼教亚尔比派（Albigensians）日益壮大，与梵蒂冈教廷严重对立。在近百年时间里，教皇反复派出大量使者控制异化发展，先是安抚劝说，继而开除教籍，没收资产，抓捕拘押，实施死刑，甚至动用武力攻打，结果事倍功半，异化风潮越演越烈，蔓延到周围一千多个城镇。道明古斯曼应运来到普罗旺斯对付异端势力，他发现亚尔比派异化意识最先来自一个在普卢叶（Prouille）办女子学校的意大利女人。我从普卢叶追到道明古斯曼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创办的女修道院，力图搞清道明古斯曼的活动细节。在仔细研究和对比了阿尔比派的教义后，道明古斯曼发现所有的异教派别，如诺斯底派（Gnostics），摩尼教(Manich?ans)，保罗教派（Paulicians），菩哥苗斯派（Bogomilae）等，异化发生过程和异教信条结构都有一个共同点：原基督教徒同东方的意识和宗教有过接触。这里的东方，指的是中东的东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等，但防范来自东方的意识形态威胁，自然也包括远东或有潜在威胁的佛教、印度教、萨满教等。道明古斯曼向教廷提供了一份全面防范和消灭异教的方案：教会组派能言善辩的规劝人员，轻装简出，避免奢华加剧对立，但在理论上针锋相对，思想上严格控制，意识上严密防范，传播上坚决堵塞，规劝失败即武力镇压，肉体焚烧。道明古斯曼和方济各会创始人方济各(FrancisofAssisi)因共同的反异事业相识结友于普罗旺斯，两人都被册封为中世纪少有的基督教“圣人”。道明古斯曼比年轻时爱喝酒的方济各更富有组织才能，顺理成章成了臭名昭著的宗教裁判所创始人。这两人在欧洲宗教史里的影响之大，地位之高，从多米尼加共和国国家名称来源和首都直接使用圣多明各其名，杜华德省省会直接使用圣方济各其名，可见一斑。
多明我会一直保持顽固的守护犬本色，反异立场比方济各会极端得多。1667年，因鳌拜“历狱”而被关押在广州的天主教传教士，包括耶稣会、多明我会、方济各会会士共23人，开会讨论了四十天，统一对中国异端物事的认识。多明我会士闵明我始终持不同意见，获释后立即返回欧洲，于1676年在马德里出版《中国历史、政治、伦理和宗教概观（Tratadoshistoricos，politicos，ethicosyreligiososdelamonarchiadeChina）》一书上册，几年后又出版下册，抨击在华耶稣会士的务实态度。
1707年，罗马教廷特使多罗在南京发布反异禁令，康熙大帝令将其押往澳门交葡萄牙人看管。三年后，多罗死于澳门监狱中。1721年，康熙大帝又下了一道圣旨，继续反制多明我会因中国“异物异行”太多而制造的事端：
“览此条约，只可说得西洋等小人如何言得中国之大理。况西洋等人无一通汉书者，说言议论，令人可笑者多。今见来臣条约，竟与和尚道士异端小教相同。彼此乱言者，莫过如此。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禁止可也，免得多事。钦此。”
17世纪中后期，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的控制后，离心倾向越来越明显。为加强反异力量，梵蒂冈支持多名我会全面争夺中国的传教权，废除正式主教必须由葡萄牙政府认可的限制。1742年，多名我会传教士卢迪仁（MAGGI）被任命为四川、云南的宗座代牧。
直到1939年，梵蒂冈才撤销了针对中国的反异禁令。多明我会引发的事端，历时300多年，始于明朝，止于民国，时间上贯穿整个清代。无休无止的宗教争论和尖锐的政治对立，继续加深了梵蒂冈对茶叶的偏见、顾忌和防范心理。
[page]
西班牙反异风暴
公元711年，阿拉伯摩尔人从摩洛哥一侧跨过直布罗陀海峡，占领统治西班牙七百多年。摩尔人旺盛时，把科尔多瓦变为欧洲当时最大的城市，人口达到10万以上，而基督徒则被赶进贫瘠的山区。西班牙基督徒认为，所有灾难来自异端异族，来自魔鬼附身的异教徒。1478年，原为热那亚方济各会会士的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在西班牙成立宗教裁判所。同穆斯林打斗了几百年的西班牙成了最积极、最残暴血腥镇压一切异端分子的天主教国家。从1483年至1820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判处的异端份子达38万多人，用火刑活活烧死的异教徒多达10万余人，其中伊斯兰教徒占多数。
我们再回到手绘图。从中国陆续传回来的信息经过特定社会意识过滤，归纳整理，宗教参与中国茶叶生产和茶叶传播宗教的作用被放大了。头顶物件，明明是阿拉伯的习俗。绘画者要画几个佛塔，可他连佛塔什么样也没见过，只好用地中海周边的教堂钟楼式样来做个宗教符号。我开始关心各地的钟楼。
在耶路撒冷，正同两个穿防弹衣的警花逗乐，突然传来一阵阿拉伯语呼唤教徒的声音。男中音，音域宽广浑厚，从钟楼上挂着的几个大喇叭里传出来。一个警花说，“一天五次，天不亮就吼，烦死了”。另一个说，“许多人到警察局抱怨，要求取缔这种噪音污染”。“难哪”，她拍拍枪，“真禁，又得打”。钟塔盖得高，便于传递感染精神寄托的声音。摩尔人的倭玛亚王朝在首都科尔多瓦建盖了漂亮的清真寺，寺内主墙面对圣城麦加。可以想象，西班牙基督徒已经听了几百年伊斯兰教堂钟楼里传出的他们认为的异端声音。
另一张手绘图里，除必有的佛塔和和尚外，还多了一道天光，更增加了茶叶不可知的邪异感。印度有一个茶叶源自六朝达摩禅定的说法。菩提达摩东使中国，誓言禅定9年不睡，前三年坚持过去了，后来却不敌睡魔。达摩醒来后羞愤交加，割下眼皮掷于地上，不久地里长出一棵小树，郁郁葱葱。又五年坚持过去了，最后一年却又受到睡魔侵袭。达摩采摘一些树叶，食后神醒目清，意念清楚，顺利完成了誓言。从这些资料可以看出，许多传回去的信息颇有谬误。如猴子攀爬悬崖采摘茶叶交予主人，茶树是印度向中国传播佛教时从喜马拉雅山坡带过去的，等等。但翻来翻去，却找不到茶叶被定为异端的文件材料。前几天梵蒂冈解封一批四、五百年前的档案资料。同茶叶贸易史关联度大的，有一封英王要求离婚议会写给教皇的信。看来茶叶在拉丁语系基督教，也就是基督教第二次分裂后中国人称呼的天主教内近千年时间里一直处于“疑似”异端状态，一直在等待甄别鉴定，一直是异邪扩大化的受害对象。在设立了宗教裁判所的国家和地区，充满宗教恐怖，谁也不愿招惹是非，引异上身，不去喝，更不敢买卖传播茶叶了。茶叶“疑似”异端身份在宗教裁判所存在的500多年时间里不清不楚地继续着，不清不楚地遭受无言的迫害。
进入16世纪，西班牙逐步发展成第一个日不落帝国，地位等于今天的美国，所作所为影响全球。直布罗陀海峡摩洛哥一侧的战略要地休达，至今还控制在西班牙手里。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任上的16世纪下半叶，是西班牙帝国最强盛时期。腓力二世是一个坚定而狂热的天主教徒，他的所有政策都能看到宗教信仰的影子。他雄心勃勃，全力维持一个天主教大帝国，血腥铲除各种异端或异教，中世纪宗教审判和迫害异端在他统治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腓力二世大力支持天主教宗教裁判所，使大批持异端邪说的人（无论是真有其事还是受到陷害）在火刑柱上化为灰烬。西班牙不仅阻断了茶叶进入地中海的通道，也阻断了茶叶在其殖民地的发展。西班牙派往海外殖民地人员，既查祖宗三代血统，又查有无异端倾向，他们的生活意识里都有一根反异化的弦。这段时间，正好是茶叶从海上进入西方市场的初始阶段。在欧洲，咖啡有香可闻，茶叶却无影可寻、无味可尝。海路有通却不通，陆路有来进不来。丝绸、陶瓷可以，有异端传播嫌疑的茶叶不行。没有明确的异端认定结果，也不会有公开的平反昭雪，只有宽宏大量的时空在默默融化中世纪愚昧的冰雪。18、19世纪，西欧各国宗教裁判所先后被撤销。1908年罗马最高裁判所改为圣职部。1962年，第二次梵蒂冈公会议召开，强调天主教要跟上时代，主张与基督教各派以及其它宗教和不信宗教的人们对话。
1600年，梵蒂冈解除了对异端传递物“魔鬼饮料”咖啡的禁令，视咖啡为己出，咖啡因而在天主教国家中流行。马黛茶没有沾染任何宗教嫌疑，在拉美国家也受到天主教徒的广泛接受。基督教第二次历史大裂变后，茶叶在新教国家和新教群体中迅速传播，似乎证实了天主教早期认定茶叶会同异教为伍的担忧。茶叶是中华民族对人类社会又一伟大贡献，但在天主教传统封建意识中却深陷异端嫌疑，在长达一千多年的时间长河里，这种来自中世纪的时代偏见，引导天主教群体对茶叶猜疑、防范、抵制和回避，演化成生活态度中疏远甚至排斥茶叶饮料的“潜意识”和传统惯性延伸。一片善意无辜有利人类健康的叶片成了“禁毒”对象，如同只会驾驭马车永远前进的唐吉柯德一样无奈，微不足道地站在妖魔化的风车前发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