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茶为何在中国茶叶史上举足轻重?

  广东在中国茶业发展史中的地位非常显赫。广东六大茶类齐全、产销历史悠久,是中国茶叶的历史主产区、主销地和极其重要的对外港口。
  广东茶在中国茶产业历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可谓是名茶辈出,历史悠久。广东产茶的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南朝僧人在东莞种茶,唐代陆羽所撰写的《茶经》一书,记载了韶州茶叶,如今的乐昌西石岩洞中,仍有其题写的“枢室”,自唐代以来名茶辈出,争奇斗艳,到清代广东产茶县已有65个。在世界茶叶贸易版图中,广东地位特殊,清朝的广州十三行开辟了改变世界的茶叶之路,又因茶叶诞生了当时的世界首富伍秉鉴。
 
  广东最早产茶历史在东莞
 
  在现有的有关文献及地方志记载中,记载广东产茶历史最早为南朝的梁武帝(503-515年)时期,东莞僧人建雁塔寺于铁炉岭(今茶山镇),沿山种茶。
 
  汉魏间《吴普·本草》成书于东汉时期的《桐君录》(或作《桐君采药录》)云:“南方有瓜芦木,亦似茗,至苦涩,取为屑荼饮,亦可通夜不眠。”
 
  南北朝梁陶弘景《苦菜注》:“南方有瓜芦亦似茗,苦,摘取其叶,作屑,煮饮而通夜不睡。”南北朝陈沈怀远《南越志》:“龙川县有皋芦,名瓜芦,叶似茗,土人谓之过罗,或曰物罗,皆夷语也。”
 
  唐朝虞世南《北堂书钞》引东晋裴渊《南海记》:“酉平县(今惠阳县)出皋芦,茗之别名。叶大而涩,南人以为饮。”
 
  明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龙川县志》卷三十九物产木之属记载:“茶,《尔雅》曰:苦荼。注:树小如栀子,早采者为茶,晚采者为茗。”据王威廉《皋芦小议》、庄晚芳《皋芦考释》中证实,即苦荼,不论瓜芦或皋芦,已经被证实均为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变音。胡浩川考证:皋芦即苦荼的回译音字,是中国大叶变种的由来。
 
  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东就已经有皋芦或瓜芦的乔木型苦茶树生长的记载,广泛分布在广东的惠阳县、梅县西部等,当地的夷族人民已经作为日常饮料来饮用。也有学者通过一些文献及古代郡县设置等地理位置分析,推断广东产茶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秦汉时代。
 
  广东地方名茶不断涌现
 
  唐陆羽《茶经·八之出》中将唐代的产茶区域分为8个茶区,括1个郡和42个州,并记载:“岭南:生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其思、播、费、夷、鄂、袁、吉、福、建、韶、象十一州,未详。往往得之,其味极佳。”据程启坤在《论中国唐代茶区与名茶》考证,中国唐代茶区的分布,已遍及四川、陕西、湖北、河南、安徽、江西、浙江、江苏、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云南等14个省(区)。而后的宋、明、清则对广东茶产区有比较明晰的记载,但对于产量、贸易、饮茶习惯等记载不多。
 
  直至清代,广东种茶的地区渐广,茶类品种增加,如:顶湖茶,生长在端州白云山顶,“烹之,作素馨花气”;博罗县罗浮山罗浮茶,生长在庵寺旁,如果在春分一天前采,再加上景泰泉水则“芬香勃发”,新安茶,生长在杯渡山的绝壁上,“烹之作幽兰茉莉气,水濯十余次,甘芬益洌”。还有紫姑峰的毛茶、番禺河南茶、乳源县的毛茶、香山县的神仙茶、凤凰山茶、黄杨山茶。
 
  清代广东产茶县有:南海、新安、香山、番禺、曲江、仁化、陆丰、河源、海阳、饶平、高要、阳江、开平、开建、信宜、化州、灵山、南澳厅、花县、从化、广州、乐昌、南雄、始兴、翁源、佛冈、英德、清远、阳山、连山、乳源、龙门、连平、和平、龙川、东莞、归善、平远、大埔、丰顺、兴宁、长乐、澄海、潮阳、惠来、陆丰、海丰、普宁、揭阳、三水、新会、新宁、恩平、鹤山、高明、阳春、电白、茂名、徐闻、海康、遂溪、广宁、四会、罗定、德庆。
  广州十三行茶叶销售改变世界
 
  茶以国兴,国伴茶名,改变世界的茶叶之路是从广东广州的十三行拉开了帷幕。这段历史最早可上溯到清廷实行“一口通商”时期,广州凭借独特的地理优势成为西方国家来华贸易的定点城市,彼时的广州十三行商馆林立,中西方商人云集,茶叶贸易是其经营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十三行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交流的产物,而这一系列交流中,茶叶充当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十三行的茶叶销售不仅改变了世界,也反过来影响了中国。
 
  清代茶叶贸易在这一时期形成了联通国内外的茶叶之路,中国外销茶的流通环节当时就已经形成了完整、分工明确的生产流通体系,基本转运程序是:茶农——茶贩——茶庄——茶商——十三行——洋商——外国消费者。
 
  清雍正八年至乾隆五年(1730—1740年),广州出口茶叶平均每年4.76万担,到乾隆五十年至十九年(1790—1794年)增至23.11万担,以后继续增加,道光十六年至十八年(1836—1838年)约40.27万担,当时广州出口茶叶约占中国九成以上。根据《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中所述,当时通过行商出口的茶叶,包括红茶,武夷、工夫、混合功夫、色种、绿茶、松梦、屯溪等。
  除英国之外、葡萄牙人、荷兰人、俄罗斯人都是茶叶消费大国。到清代中期红茶与乌龙茶超越生丝,成为清朝输出的首要商品。各类茶叶中红茶又排在第一名,如1838-1839年,广州口岸输出的茶叶中,红茶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19世纪20年代后,中西贸易的核心商品已变为茶叶。闻名世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方面的账目都是以茶叶投资作为成本核算的,以至于有人把茶叶贸易比作东印度公司商业王冠上最贵重的宝石。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出了上几个世纪世界上最富有的50个人,其中十三行商人伍秉鉴是人们最关注的焦点。伍秉鉴的先祖在福建是从事种茶叶的,在康熙初年由福建泉州迁至广东广州,家族从事的还是广东与福建之间茶叶的买卖。在伍秉鉴巨大的商业版图中,茶叶贸易是重要组成。1783年,伍国莹成立了怡和行,伍家事业快速崛起。伍秉鉴经营理念超前,并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建立了紧密联系。当时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在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道光十四年(1834年),伍秉鉴的私人资产已达2600万银元。
 
  海上茶路起于广州
 
  广东是海上“丝绸之路”最重要的起点,也是中国茶叶对外的重要窗口,在中国及世界茶叶贸易史中,广东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
 
  清康熙23年(1684年)开放海禁后,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四大口岸之一,茶叶生产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鸦片战争前的158年中,海上的茶叶贸易全是从广州出去的,这条路可以称为“海上茶路”。
 
  全国生产的茶叶90%左右从广州销往欧、美、俄和世界各地,各产茶省通往广州的商道才是真正意义的“中国茶道”。鸦片战争后,尽管广州口岸出口茶叶的比重开始减少,但是出口茶绝对数依然大幅度增长,并持续维持着60年的辉煌,因此极大地刺激了广东茶叶生产以广州为中心迅速扩展,初具规模的专业化商品茶园也应运而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家将恢复茶叶生产和出口创汇定位为国家战略,而广东又承载了生产出口红碎茶的重要任务。在英德组建国家级的茶叶生产科研基地,以1959年创新红茶英德红茶的成功研制为起点,广东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茶产业对外贸易的主战场,1988年广东自产红茶出口恢复了1万吨高峰,广州口岸同期出口茶叶4万多吨,赚取外汇近5亿美元。
 
  茶叶曾经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中国,而改变世界、改变中国的茶叶之路正是从广州开始的。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广东将继承、弘扬中国传统茶文化,充分利用好“一带一路倡议”给中国茶产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让茶与茶文化成为各地区人民相知、相交的桥梁和纽带。
 
责编: yunh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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