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茶马贸易

宋代茶马贸易
  茶是商品,但在某个历史时期,它的政治属性远远超过商品属性,在我国宋代,由于国家加强战备,渴求战马,而强化茶的禁榷,积极开展茶马贸易,成为边陲要政。
 
  宋代沿袭唐制,对茶实行禁榷,引起了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激烈争论。改革派如李靓、王安石认为,国家对经济生活不能放任自流,但也不能干预过多,主张茶宜通商,货畅其流,而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则坚决主张禁榷,目的是有利于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确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重大的难题,以维护其统治的长治久安。因而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
 
  茶马贸易形成的原因
 
  (一)宋代茶叶生产的大发展,为朝廷开拓茶马互市贸易提供了丰宫的物质基础。宋代东南地区的淮南、江南、两浙、荆湖、福建诸路植茶在唐代基础上有较大的发展。东南9路产茶遍及60个州242个县。福建的建州,不但产区集中,产量较多,而且品质优异,引起朝廷的关注.因而设置规格宏大,管理严密,专造贡茶的“北苑龙焙”,以代替顾渚贡茶院。每到采茶季节,“千夫雷动,一时之盛,诚为伟砚”。同时北宋王朝继唐朝开发江南广袤土地之后,继续向岭南开发。在广东、广西开辟了很多新茶园。如广东的南雄、循州,广西的静江府及融、浔、宾、昭等州。东南地区的茶叶产量,在北未嘉钓四年(1059),已达到两干多万斤,成为全国茶业经济中心,因此北宋政府规定专榷东南茶。大祖乾德三年(965),茶利“岁人百余万绪”。景德元年(1004),茶岁课“五百六十九万贯”,茶利直线上升,成为国家财政重要支柱,对筹措军响起了关键性作用。
 
  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四川是我国茶树发源地之一,也是我国最早出现茶叶市场的省。入宋,虽然茶业重心南移,但四川产茶历史悠久,群众富有种茶造茶经验,茶农进一步开发山区,广种茶树。加上北宋中期以前,专榷东南茶,川茶听民自卖。刺激了生产的发展。熙宁七年(1074)川茶禁榷之后,开展茶马贸易,拓宽了市场,也刺激了川茶的发展,所以成都府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都产茶,成都府路有九个产茶州(军),是川茶的中心。
 
  四川西北与西藏为邻,茶是藏族同胞“不可一日或无”的生活必需品。历史上川茶被称为“边茶”,其采制不及东南茶的精良。由于采摘粗老,故产量多,元钓元年(1086)达到三千多万斤。加上东南诸路的产量,宋代茶叶总产量高达五千多万斤,较唐代增长二、三倍,为茶马贸易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可靠的物质基础。
 
  (二)“蜀茶总人诸番市,胡马常从刀里来”,汉族居住在中原地区,以农业为主。边疆少数民族居住在高寒草原地区,以畜牧业为主。自古以来就进行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到唐代,朝廷采取团结宽抚政策,更加强了这种交流,促进了团结和友善。安禄山反唐,回纥曾两次出兵助唐平乱,且大驱名马,市茶而归。为茶马互市贸易之始。
 
  边疆少数民族以畜牧为业,以肉,乳为上,而茶“攻肉食之膻腻,涤通宵之昏寐”。到宋代牧民饮茶已很普遍,已是“夷人不可一日无茶以生”,上至贵族,下至庶民,无不饮者。
 
  古代,“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北宋与辽、西夏战火连年,军费开支浩大,战马来源贫乏。熙宁七年(1074),王韶收复河州后,给神宗上奏曰:“西人多以善马至边,其所市唯茶。”神宗则派人入四川筹措此事,以内地过剩之茶,换取蕃人之良马,调剂余缺,两厢情愿,互惠互利。茶马互市贸易顺应形势的发展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成为汉族人民同游牧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而这种形式的形成,对北宋来说,完全是由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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